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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制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的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漸漸消滅，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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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就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工讀互助團運動，進行空想社會主義的試驗。1919年4月，北大提前實行教務長制、陳獨秀實際被解除文科學長，改聘為教授後，就不屑與小人為伍，萌生去意。到11月，據當時陳獨秀的學生陳鍾凡、楊亮功回憶，陳的早年朋友、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對立面的劉申叔病逝，陳獨秀主持喪事，在葬禮上，對陳鍾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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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中現已形成派別，我的改組計劃已經實現，我要離開北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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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指的「派別」主要是新文化運動內部主張談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李大釗派與主張談實際問題和實用主義的胡適派，以及在所謂個人道德作風上反對陳獨秀的湯爾和、沈尹默等人。「改組計劃已經實現」，則是指他在北大文科進行的那些教育改革的措施，這些措施並不因為他不當文科學長和接着離開北大而被取消。離開北大後幹甚麼呢？陳表示：「專心從事社會運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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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所說的社會運動，首先是試驗「工讀互助團」運動。這個運動最早是外來的「新思潮」——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在中國青年中影響的結果。運動的最早發起人是原北京中國大學畢業的記者王光祈。他於1919年7月1日與李大釗等人一起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8月，提出把進步青年組織成一個個十餘人的小團體，在鄉村實行一邊種菜，一邊讀書和翻譯外文書籍的「新生活」設想。然後又提出在城市中實行這個設想，並給這樣的團體賦予「工讀互助團」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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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想到，這個倡議立即得到衝出家庭、婚姻束縛，團聚到《新青年》陣營周圍來尋找出路者的熱烈響應，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也給予支持。他們在《新青年》、《民國日報》上發表《工讀互助團募款啟事》，[4]為它的盡早誕生籌集經費。互助團規定：團員每人每日必須工作四小時；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團體供給；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也由團體供給，惟書籍歸團體公有，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他們認為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通過逐漸推廣，可以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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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北京互助團有四組，每組10–13人，分別設在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附近。團員多是來自這些學校的學生。所以，他們很便於得到陳獨秀、李大釗的指導。最可注意的是，毛澤東、何孟雄、施存統、俞秀松、羅漢、李求實、繆伯英、劉伯莊等後來中共的早期骨幹，都曾是互助團的成員。他們進入這個團體後，就宣佈脫離家庭關係、脫離婚姻關係、脫離學校關係，在這個團體內「絕對實行共產」。以後，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廣州、揚州等地，也先後成立或準備成立類似團體。上海的工讀互助團，就是陳獨秀到上海後在1920年3月，他與王光祈、左舜生、張國燾、劉清揚、毛澤東、蕭子璋等26人發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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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團的進行，太理想、太脫離實際了，很快碰到種種不可克服的困難。首先是經費不足，收入難抵支出，紛紛面臨饑餓。接着就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最後就逐漸瓦解。大概到1920年6、7月份，這些互助團相繼失敗，個別的堅持到1921年初。正是在這個互助團試驗失敗的過程中，陳獨秀和這些青年人逐步轉向馬列主義，進而建立當時以為可以達到理想王國的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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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列寧的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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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等人是怎樣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地說是「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前夕，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成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也即稍後成立的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兩大分支。前者執行馬克思晚年的思想：通過議會鬥爭等和平手段，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後者則堅持馬克思早期的教條：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奪取政權，消滅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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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學時期，陳獨秀接觸到包括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在內的體系龐雜的「社會主義」。他迷戀於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主義，擁護接近第二國際主張的階級調和政策。當有人把社會主義視為「近世文明之真諦」，要陳獨秀研究宣傳時，他斷然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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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也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並未盛行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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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俄國發生推翻沙皇統治的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建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後，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表示高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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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與代表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德意志單獨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親德國派舊政府之反對者，而為民主主義人道主義之空氣所充滿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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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把陳獨秀稱讚為「禦外敵」、「弭內亂」、不與德國「單獨言和」的臨時政府打翻了；代之以割地100平方公里、賠款60億馬克的代價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與之單獨言和的蘇維埃政府。繼而，陳獨秀在難以理解的驚訝中還未醒來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戲劇性地很快以德國等一方失敗而告終。人們稱讚十月革命對大戰勝利的影響。1918年秋，《新青年》編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專號。蔡元培發表《勞工神聖》，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7]都是歌頌蘇維埃勞工新政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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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心情與大家完全不同。他在11月14–16日北京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日子裏，即15日，寫了一篇《克林德碑》。他關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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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體制（德國因失敗君主體制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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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國民性的落後與專制統治：由克林德碑，想起八國聯軍入侵時，義和團運動以愚昧落後的宗教和統治者專制的方式去抵禦外敵的入侵，結果得到了一個恥辱的「克林德碑」。現在，由於德國的戰敗，克林德碑很容易推倒，但中國何時進步呢？——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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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聞》甚至評論陳獨秀對俄國的「布爾甚維主義的潮流」是取「防遏」態度的。那麼，陳獨秀後來為甚麼明確表示接受“Bolsheviki”——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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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還是他的愛國主義的情愫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不久，就發表了要放棄沙皇俄國過去在華掠奪的權利的宣言（雖然以後在執行時並不完全，如中東鐵路就以國民黨是「反共政權」為名，一直拒絕交還中國，這是後事）。這個宣言在中國人民中產生巨大的反響，全國三十一個社團發表感謝電。陳獨秀自然也就不能無動於衷了。他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首次以讚賞的口吻說到：「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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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相信列寧說的無產階級民主是比資產階級民主「高百萬倍」。晚年，陳認識到，列寧的「專政」比「資產階級民主」要罪惡「百萬倍」。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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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吹來十月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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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中國史學界反復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定中共的建黨思想來自俄國。其實，在此前後，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為兩派，即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不能籠統而言。第二，從具體接受途徑來看，在中共創建過程中，陳獨秀等最早接受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卻是來自日本，隨後是美國。對中國而言，都在大海的東方。也就是說，不是甚麼「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十月的風」其實是從東方吹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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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很長時期內，中國學者只能重複毛澤東的觀點。日本研究中共創建史的著名學者石川禎浩利用其在民主國家的方便條件，查閱日本、美國、俄國與中國的大量歷史檔案資料，進行研究，寫了一系列論文，最後總匯成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10]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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