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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也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並未盛行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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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俄國發生推翻沙皇統治的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建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後，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表示高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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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與代表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德意志單獨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親德國派舊政府之反對者，而為民主主義人道主義之空氣所充滿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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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把陳獨秀稱讚為「禦外敵」、「弭內亂」、不與德國「單獨言和」的臨時政府打翻了；代之以割地100平方公里、賠款60億馬克的代價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與之單獨言和的蘇維埃政府。繼而，陳獨秀在難以理解的驚訝中還未醒來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戲劇性地很快以德國等一方失敗而告終。人們稱讚十月革命對大戰勝利的影響。1918年秋，《新青年》編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專號。蔡元培發表《勞工神聖》，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7]都是歌頌蘇維埃勞工新政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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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心情與大家完全不同。他在11月14–16日北京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日子裏，即15日，寫了一篇《克林德碑》。他關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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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體制（德國因失敗君主體制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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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國民性的落後與專制統治：由克林德碑，想起八國聯軍入侵時，義和團運動以愚昧落後的宗教和統治者專制的方式去抵禦外敵的入侵，結果得到了一個恥辱的「克林德碑」。現在，由於德國的戰敗，克林德碑很容易推倒，但中國何時進步呢？——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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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聞》甚至評論陳獨秀對俄國的「布爾甚維主義的潮流」是取「防遏」態度的。那麼，陳獨秀後來為甚麼明確表示接受“Bolsheviki”——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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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還是他的愛國主義的情愫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不久，就發表了要放棄沙皇俄國過去在華掠奪的權利的宣言（雖然以後在執行時並不完全，如中東鐵路就以國民黨是「反共政權」為名，一直拒絕交還中國，這是後事）。這個宣言在中國人民中產生巨大的反響，全國三十一個社團發表感謝電。陳獨秀自然也就不能無動於衷了。他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首次以讚賞的口吻說到：「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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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相信列寧說的無產階級民主是比資產階級民主「高百萬倍」。晚年，陳認識到，列寧的「專政」比「資產階級民主」要罪惡「百萬倍」。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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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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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吹來十月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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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中國史學界反復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定中共的建黨思想來自俄國。其實，在此前後，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為兩派，即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不能籠統而言。第二，從具體接受途徑來看，在中共創建過程中，陳獨秀等最早接受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卻是來自日本，隨後是美國。對中國而言，都在大海的東方。也就是說，不是甚麼「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十月的風」其實是從東方吹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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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很長時期內，中國學者只能重複毛澤東的觀點。日本研究中共創建史的著名學者石川禎浩利用其在民主國家的方便條件，查閱日本、美國、俄國與中國的大量歷史檔案資料，進行研究，寫了一系列論文，最後總匯成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10]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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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打開國外各種「新思潮」洶湧進入國門之閘，馬克思主義也隨之而來。通過日本書文介紹，比較系統瞭解「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首先對它建立起信仰。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第5、6號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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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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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無論官方或民間，一致公認李大釗是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但是細讀他的代表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卻發現，李大釗接受的是近似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社會黨的思想——「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委婉地批評了馬恩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經濟（即物質生產）決定一切」、「階級競爭」（即階級鬥爭）是歷史動力觀點，忽視倫理、道德、人道主義、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他宣告：「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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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一是他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觀」，主要來自《晨報》上淵泉譯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福田德三的《續經濟學研究》。[12]當時的河上肇，一邊介紹馬克思的學說，一邊又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存有懷疑，認為不應該只進行物質方面的改造，還必須通過倫理解放人的靈魂。所以，有人評他的思想是「靈肉二元論」，帶有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二是可能李大釗自己還未真切地看清蘇俄新社會初期的狀況，特別是蘇俄政府放棄侵華特權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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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論著公論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晚於李大釗，官方與學界竭力「捧李抑陳」。因為，過早離世的李大釗對中共有功無害，而陳獨秀的後期和晚年成為中共的反對派。其實，在接受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上，陳獨秀是中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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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陳獨秀於上海在第三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共時，有一個日本小組，其成員是施存統、周佛海。由於資料缺乏和施存統脫黨、周佛海後來成了漢奸等原因，該組在中共建黨史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與陳的關係，中國學術界過去很少論述。實際上，它對陳獨秀接受列寧主義和建黨思想，具有特殊的貢獻。日本小組的工作特點，是把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日本社會主義者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通俗文章及時翻譯成中文寄給陳獨秀，特別是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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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維經斯基1920年4月底來華後，對這個過程起了催化劑和轉折點的作用。他先到北京，然後到上海，帶來了大量的與共產主義理論及俄國革命相關的文獻資料，代替和補充了此前零星的日文資料。這充分反映在5月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後停刊、9月復刊，實際成了發起組理論機關報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這期不僅在首篇刊登了標誌陳獨秀徹底轉向列寧主義的文章《談政治》，而且開闢了專門介紹俄國革命的「俄羅斯研究」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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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變化，立即引起原《新青年》部分戰友的不滿，特別是胡適，他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這個《蘇維埃俄羅斯》的英文詞“Soviet Russia”，過去沒有引起大陸學者的注意，有的還譯成「布爾什維克」，並以此證明中共的指導思想來自俄國。其實，留學美國多年的胡適是實指美國紐約的蘇俄政府辦事處的機關刊物Soviet Russia（週刊）。後經石川楨浩在美國找到當時的幾期Soviet Russia核對，驚人地發現，《新青年》上「俄羅斯研究」專欄上的文章，絕大多數譯自Soviet Russia，內容都是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實際情況。而陳獨秀們從這份雜誌中第一次較全面正確地瞭解到俄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列寧、托洛斯基等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革命理論。此外，《新青年》和《共產黨》上刊登的還有美國其他雜誌文章，從美國出版寄到中國，再譯成中文，時間相當的短，表明陳獨秀和發起組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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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石川先生還注意到《新青年》第8卷第1號的復刊號新設計的封面上的圖案，也是模仿美國社會黨的黨徽。茅盾說：「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圖案，是一東一西，兩隻大手，在地球上緊緊相握……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羅斯必須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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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後來上海中共發起組創刊的黨內機關報《COMMUNIST—共產黨》，與當時在倫敦發行的英國共產黨黨刊—COMMUNIST，不僅在形式上完全一樣，而且在內容上，也有不少文章譯自該刊。簡直成了它的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