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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陳獨秀於上海在第三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共時，有一個日本小組，其成員是施存統、周佛海。由於資料缺乏和施存統脫黨、周佛海後來成了漢奸等原因，該組在中共建黨史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與陳的關係，中國學術界過去很少論述。實際上，它對陳獨秀接受列寧主義和建黨思想，具有特殊的貢獻。日本小組的工作特點，是把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日本社會主義者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通俗文章及時翻譯成中文寄給陳獨秀，特別是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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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維經斯基1920年4月底來華後，對這個過程起了催化劑和轉折點的作用。他先到北京，然後到上海，帶來了大量的與共產主義理論及俄國革命相關的文獻資料，代替和補充了此前零星的日文資料。這充分反映在5月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後停刊、9月復刊，實際成了發起組理論機關報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這期不僅在首篇刊登了標誌陳獨秀徹底轉向列寧主義的文章《談政治》，而且開闢了專門介紹俄國革命的「俄羅斯研究」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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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變化，立即引起原《新青年》部分戰友的不滿，特別是胡適，他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這個《蘇維埃俄羅斯》的英文詞“Soviet Russia”，過去沒有引起大陸學者的注意，有的還譯成「布爾什維克」，並以此證明中共的指導思想來自俄國。其實，留學美國多年的胡適是實指美國紐約的蘇俄政府辦事處的機關刊物Soviet Russia（週刊）。後經石川楨浩在美國找到當時的幾期Soviet Russia核對，驚人地發現，《新青年》上「俄羅斯研究」專欄上的文章，絕大多數譯自Soviet Russia，內容都是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實際情況。而陳獨秀們從這份雜誌中第一次較全面正確地瞭解到俄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列寧、托洛斯基等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革命理論。此外，《新青年》和《共產黨》上刊登的還有美國其他雜誌文章，從美國出版寄到中國，再譯成中文，時間相當的短，表明陳獨秀和發起組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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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石川先生還注意到《新青年》第8卷第1號的復刊號新設計的封面上的圖案，也是模仿美國社會黨的黨徽。茅盾說：「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圖案，是一東一西，兩隻大手，在地球上緊緊相握……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羅斯必須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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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後來上海中共發起組創刊的黨內機關報《COMMUNIST—共產黨》，與當時在倫敦發行的英國共產黨黨刊—COMMUNIST，不僅在形式上完全一樣，而且在內容上，也有不少文章譯自該刊。簡直成了它的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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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第8卷第1號封面與當時美國社會黨黨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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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來沒有甚麼奇怪的，因為中國先進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太晚了，只得從模仿和借鑒開始。這可以說「西方吹來十月的風」了！但這也說明，「維經斯基為中國的先進分子帶來了大量文獻資料」，實際上是帶來了一筆經費，使貧窮的陳獨秀們能夠從美國和西方或美國在上海的代理機構購買這一大批英文的《蘇維埃俄羅斯》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和雜誌。這顯然比維經斯基從蘇俄直接帶來蘇俄的「違禁刊物」更為安全、方便和迅速。當時的陳獨秀們懂俄文的幾乎沒有，而英文的資料當即就可以翻譯。來自日本和美國的兩股列寧主義（即布爾什維克主義）影響，從此匯合了，陳獨秀們的思想得到了徹底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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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陳獨秀的思想中，過去的「國民」、「民眾」的觀念，逐漸被「階級」的觀念所代替，開始用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國家與社會問題。在一篇文章中，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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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又有人說：資本主義在歐美是要崩潰了，是可以講社會主義了；我們中國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甚發達，更沒有到崩潰的地步，如何能講社會主義呢？象這種似是而非的話，恐怕很有許多人相信；其實他最大的缺點，是忘記了現代人類底經濟關係乃國際的而非國別的……各國資本制度都要崩潰，中國哪能拿國民性和特別國情等理由來單獨保存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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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他竭力鼓吹中國實行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根本出路是「建設西洋式之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現在，他宣佈：「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即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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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他宣揚耶穌的「寬恕」、「博愛」精神，現在他說：「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來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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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當時有人用「德謨克拉西和自由」口頭禪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陳還責問：「（一）經濟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數勞動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於『德謨克拉西』？（二）經濟制度革命以後，凡勞動的人都得着自由，有甚麼不合乎『德謨克拉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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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曾經對法蘭西民主主義思想狂熱擁護、竭力鼓吹、然後在巴黎和會和當時各國資本主義危機中看到其因虛僞而徹底破產的陳獨秀，接觸到列寧主義，能無動於衷嗎？從1920年開始，他把民主區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捨前者而取後者，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政權說成是「最民主」的政權。並且誠心誠意地按列寧的思想，從新文化運動的圈子中走出來，進入到工農群眾中去，建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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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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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下西裝和長袍，到工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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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9月16日，陳獨秀在北京被拘禁三個多月後，終因「警廳偵查結果，終不見陳氏有何等犯法之事」，被迫准予安徽同鄉保釋。[18]但當局對這位過激分子依然不放心，規定有重大行動須得政府批准，並且在他家附近增設崗哨，進行監視。從小就桀驁不羈的陳獨秀哪能受此拘束！1920年1月底，他乘南方政府籌辦西南大學，籌辦員汪精衛、章士釗邀請他也出任籌辦員之機，擺脫監視，奔赴上海。2月2日，又由上海到武漢，連續發表講演。演講內容，除主張教育改革外，鼓吹社會主義的《改造社會的方法和信仰》最引起注意。改造方法是：一、打破階級制度（即不平等制度——引者），實行平民社會主義；二、打破繼承制度，實行共同勞動工作；三、打破遺產制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有，應歸為社會的共產。信仰是：平等，勞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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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出獄離京後給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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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武漢的活動和言論見報後，先是「湖北官吏對於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去武漢」。陳獨秀則「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20]他秘密回京後，京師警察廳也聞訊連續四天派出巡長王維藩等四人，來偵查陳的行蹤。2月9日，陳正在家中寫請柬約胡適等幾位朋友晤面一聚，警察即來敲門盤問是否出門，並說：你如離開北京，至少要向警察關照一聲才是，然後要走了陳的一張名片。密探回去後稟告說：「未聽說其（即陳獨秀——引者）出京及往南省」之事；而陳這時始知大事不好，那警察一定還會回來找麻煩，所以他請柬也不寫了，便偷偷跑到胡適家。但警察知道陳與胡的關係，所以覺得胡家躲不過，因而又躲到李大釗家，最後由李大釗護送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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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陰曆大年三十，陳獨秀到達上海。當時北大學生許德珩正在上海等待去法國勤工儉學，接李大釗電報後，知道陳獨秀這次是到滬長期居住，就與在滬參加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另一北大學生張國燾（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一起，幫助陳獨秀安排住處，最後定為原柏文蔚住宅——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這時的陳獨秀，思想上正在多種「新思潮」影響下，逐步轉向列寧主義；行動上則脫下西裝和長袍，接近工人群眾。他作為長期在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小圈子中奮鬥、倍感孤獨無援的革命者，所以有此覺悟，一是十月革命後「勞工神聖」的影響，二是總結他親自參加的以下兩個運動得到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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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五四運動。他一到上海就發表談話，對北京的運動始終未能走出學生圈子，表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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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文化運動，以學界為前驅，普通社會似有足為後盾者，然不能令人滿意之處，實至不鮮。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以二十世紀政治眼光觀之，北京市不能謂為有一市民。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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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此話表明，以近代產業社會觀之，北京由於工業不發達，故工人階級基礎薄弱。所以，他這次離京到滬，不僅是工作和住址的變動，而是奮鬥方向將由學生和知識界的救國運動轉向革命的工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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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工讀互助團運動。到上海後不久，他就與王光祈、毛澤東等人發起籌備上海工讀互助團。在27日的籌備會上，他還提出具體的工作意見，如工讀互助團成員可以進行印刷裝訂、種菜等工作。可是，一個月後，傳來北京和上海互助團紛紛瓦解時，他終於放棄此空想，進一步認識到要進行社會革命，必須到產業工人中去。「失敗的原因，完全是因為缺乏堅強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這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組織的問題。」[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