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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43 胡適創辦的《努力》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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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45 接着,1923年1月,又因蔡元培辭職事件,陳、胡發生爭執。當時蔡因反對反動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請辭北大校長。北大師生掀起一個驅彭挽蔡運動。這個運動本來是反對北洋政府的正義行為,應該同情和支持,但陳獨秀卻評論說:「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廣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面,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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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47 此論確是過左,是唯我獨左的「革命萬能論」的表現,而且左得可愛又可笑。所以引起胡適過度反應,著文反駁:「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志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運動,安其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其那,明天不妨捧為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長(指陳於1921年上半年曾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引者)!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精神。」[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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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49 8月以後,二人又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短兵相接。當時發生了以張君勱等人為一方與丁文江等人為另一方的這場論戰。前者宣揚「自由意志」和孔孟的內心修養,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後者則鼓吹科學萬能,科學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但他們又認為人的感覺也是物質,即物質並非客觀存在,而是「覺官感觸的集合」。胡適在為這場論戰的論文集寫序時,支援後者,並明確批判陳獨秀的唯物史觀,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相信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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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51 陳獨秀也為該論文集寫序,答覆胡適,指出:「唯物史觀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只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面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是「一元論」,而非「多元論」。然後指出「適之果堅持物的原因外,當有心的原因……,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勱必然大搖大擺的來向適之拱手道謝!」胡適則說:「仲甫的答書,近於強辯,末段竟是誣人,使我失望。」[102]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領域,深入到世界觀。不僅如此,爭論之激烈,有時還大失學者風度,發展到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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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53 1924年9月,在紀念辛丑條約23周年時,陳獨秀曾撰文,改變過去徹底否定義和團的觀點,肯定其反帝的意義,「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壯的序幕。」[103]胡適立即攻擊說:「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大出力頌揚拳匪了!」「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我們只好叫他訟棍的行為!」[104]——其實胡適攻擊和譏諷的恰恰是陳獨秀知錯必改、追求進步的精神。因為不管怎麼說,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性質是抹殺不了的。而胡適的矛頭所向,卻是借題發揮攻擊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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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55 1925年,胡適參加段祺瑞皖系政府的「善後會議」,被社會上譏笑為軍閥分贓的幫凶。北大一院的厠所牆上甚至有學生的咒罵,說其「賣身於段賊」,「擁戴段祺瑞為父」。陳獨秀聽到此事後,2月5日致函適之表示支持,但囑要「卓然自立」,一改前次反對蔡元培「不合作主義」的態度:「現在有出席善後會議資格的人,消極鳴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勝,然終以加入奮鬥為上乘(弟曾反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義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後會議,可嘗試一下,社會上頗有人反對,弟卻以兄出席為然。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兄在此會議席上,必須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國近代大著作家胡適的身份才好。」[105]但他對胡與章士釗合辦報紙,效力政府的傳說,卻竭力表示反對,言詞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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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57 胡適接信後,10日回信,責怪陳聽信關於胡適與章士釗合辦報紙之謠言。陳在23日接讀後,立即回復,表示「十分喜慰。前函措詞冒昧,特此謝罪。惟此次來函說『一時的不愉快』,此語雖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點逆耳的嫌疑罷,一笑」;「既無此事,我們真喜不可言。」《申報》、《新聞報》、《北京新聞》譏胡為段祺瑞的留聲機,列在準安福系,「我們固然不能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適之兄!你的老朋友見了此等新聞,怎不難受!」「我並不反對你參加善後會議,也不疑心你有甚麼私利私圖,所以這些話都不必道及」;「你在會議中總要有幾次為國為人民說話,無論可行與否,終要嘗試一下,才能夠表示你參加會議的確和別人不同,只準備『看出會議式的解決何以失敗的內幕』,還太不夠……」[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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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59 可見,陳獨秀對胡適,在政治上還是關心的。但是,胡適卻認為自己已經成熟,在政治原則問題上,不需要陳的瞎操心,而且認為二人根本上走的是兩條路,非但毋用關照,而且要鬥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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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61 於是,兩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輿論陣地進行論戰之外,有時相聚還當面爭吵。例如對於中國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適始終不承認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只怪中國人民愚昧落後。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家。陳獨秀知道後很高興。汪的侄兒汪原放回憶說:「這位總書記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着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着,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走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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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63 這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又發生爭吵。《晨報》是梁啟超研究系為背景的報紙,當時站在安福派一邊,對學生在「五卅」運動中的「過激」行動有所批評。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師大及拖欠教師薪金問題,再次觸發學潮,數千民眾在天安門舉行遊行,要求段祺瑞下台。部分群眾遊行到宣武門,燒毀了《晨報》館。當時有人出來指責學生行動是「不守紀律、無意識、非真正民意」。陳獨秀又站在共產黨的左傾立場上為學生行動辯護,指出像五四時期學生火燒趙家樓那樣,不能這樣「抹殺」「北京市民運動」。[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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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65 胡適即寫信批評陳的意見,主張:「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表示:「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上主張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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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67 很遺憾,中國以後的社會發展,應驗了胡適的這個擔心。當然,胡適的思想方法也有缺點。他也只譴責一面,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八國聯軍的暴行,沒有看到他譴責過「殘忍」和「慘酷」;對於李大釗、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他也沒有表示「容忍」。如今對於群眾的革命行動,他卻如此嚴厲譴責,大聲疾呼,可見他的立場是很鮮明的。這就加大了他與共產黨、與群眾運動的對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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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69 以上種種,充分說明了陳獨秀與胡適之間矛盾衝突的性質和廣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儘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對立,友誼卻始終維持着。古道熱腸,這表明他們都繼承了中國士大夫的一種傳統美德:思想分歧不影響個人情誼,諍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貴。例如,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陳獨秀兩次因《新青年》「過激」、「違禁」刊物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時,胡適都積極奔走營救,請蔡元培和外長顧維鈞直接與法方交涉,並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視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災樂禍。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政府逮捕。胡適雖是親國民黨的上層人士,還是參加了營救,為陳聘請辯護律師。陳坐牢後,胡經常去看望他,送物,送書,關心其生活,並為出版陳的文字學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為提前釋放陳獨秀,胡適也出了力。這時,國共(包括陳獨秀領導的托派)是你存我亡的敵我關係。陳還一直被視為「共黨首領」,國民黨以萬金懸賞通緝。胡適並不因黨派之見而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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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71 陳獨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後,與陳望道不靠胡適辦《新青年》的情緒相反,陳仍向胡約稿。甚至1924年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出「反對泰戈爾專號」時,也請胡適寫一篇短文,胡適雖然表示怠慢,但有時也會應付一下,在《努力》創刊前,給了幾篇詩作和一篇《國語文法的研究》。後者分兩次連載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號的第一篇。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把這類稿子放在首位,可見陳為爭取胡之用心之良苦。後來陳還求胡為張申府找工作,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務印書館推薦出版書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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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73 1932年10月10日,聞胡適外訪回國,他還致函胡適,拜託兩件事:一,求為李季翻譯馬氏巨著《資本論》籌措生活費。因為譯此書「所用時間必須很長,非有可靠生活費,無法擺脫別的譯稿而集中力量於此巨著」,並建議胡商之於「庚子賠款的翻譯機關」,稱讚說:「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馬氏經濟學知識以及任事頂真,在現時的中國,能勝任此工作者,無出其右」;求胡適把他存於胡處的拼音文字草案,「希望商務(印書館)能早日付印,免得將原稿失去,且可了結兄等對商務的一種懸案;並且我還癡想在這椿事上弄幾文錢,可不必是實際的錢,而是想一部百衲本的二十四史。」然後寫了一句戲言:「兄回到野蠻而又不野蠻的祖國,一登陸便遇着我給你這兩個難題,使你更加不愉快,實在抱歉得很。」[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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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75 此信後五天,陳獨秀被帝國主義的租界巡捕房逮捕,並引渡給國民政府囚禁。又求胡適提供獄中研究用書和紙筆等;甚至再次要求幫助解決李季翻譯出版《資本論》,幫助出版他的《中國文字拼音草案》,並認為中國字實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新制拼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至望先生(胡適——引者)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又勸胡從著不從政,[111]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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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77 1933年11月,陳獨秀在南京獄中,胡適匆匆過寧而未能「奉看」。陳知道後十分生氣,致函汪原放表示要與胡適絕交:「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係,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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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79 這時的陳獨秀怪可憐的,有點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味道。但不久,又心血來潮,要作太平天國史研究,得知羅爾綱有一部書稿交亞東圖書館,借來閱後頗讚賞。因當時羅正從學胡適,他便要汪原放轉告胡適,要請羅到南京來談一談。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當一回事。胡適得知後笑對羅說:「仲甫是有政治偏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研究吧!」[113]胡適的意思顯而易見,認為陳獨秀必然會與毛澤東一樣,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研究「太平天國」,必然是無條件地歌頌落後的農民起義,從而推動歷史倒退。就這樣,二人這種奇特的友誼,一直維持到1942年陳獨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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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81 實際上,這種奇特的友誼,除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傳統的古道熱腸之外,是20世紀20–40年代中國歷史時代的產物,是社會主義者與民主自由主義者在認識和改造世界問題上,世界觀與方法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現象的反映。在對待北洋和國民政府反動獨裁統治上,二者都有不滿而嚮往民主,這是相同的,但陳主張徹底革命,胡主張批評改良。在救亡問題上,二人都是愛國主義者,但陳先強調克服國民落後性,後強調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胡則譴責國民落後性,放過帝國主義的侵略。自然,「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淪亡的危機,愛國主義又把二人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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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83 陳獨秀晚年,重新估價西方民主主義推動人類文明進化史的價值,寫下了不少文章和書信,逝世後,被他的學生何之瑜編為《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一書,地下集資印刷。胡適閱後大喜,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與書信)》,推薦給出版社公開出版,[114]並寫序指出:陳獨秀的這些獨立見解「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他「從苦痛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時,倆人二十多年的分道揚鑣,又在思想上達到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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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7688 油畫《七七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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