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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陳獨秀在廣東進行的教育改革實踐看，他是比較注重於中國教育的實際，不是盲目照搬西方，同時又實行社會教育，即不是單純的學校教育，而是重視一切教育機構和工具（這是與他自己自學成才的經歷分不開的），並使社會各階層都能受到教育，使社會多數人特別是下層勞動民眾受教育，而不是只為少數人服務——所有這些，都使歷來被少數人壟斷、只為少數人服務的貴族式傳統教育觀念，受到猛烈的衝擊，從而在廣東掀起一層層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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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一個天生的而且是執着的社會變革家，是一個永遠的革命者，因此他到那裏就在那裏引發「地震」，在安徽是如此，在北京是如此，現在到廣東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在廣州的住所取名為「看雲樓」。其實，他不只是觀看風雲，而是倒海翻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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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一篇文章指出：「現在廣東的空氣，都充滿着反對陳獨秀的聲音。反對陳獨秀大概有八派：一、省議會；二、教育界的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資本家；五、孔教徒；六、一般守舊派；七、基督教徒；八、少數自號無政府黨者。」[123]1921年3月中，他們首先策動廣東省高等師範學校舊派教職員反對省長關於該校由國立改為省立的決定。但他們卻集矢於陳獨秀一人，呈文省長：若任令陳獨秀「操縱廣東教育之權，廣東教育前途，必不堪問。……如不收回成命，必全體辭職。」[124]同時，他們還挑動廣東高師的學生反對陳獨秀，在省議會中提出驅陳議案誣指他主張「討父」，「仇孝」，「公妻」，「婦女國有」，甚至「百善淫為首，萬惡孝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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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內反對孫中山的政學系在其上海的機關報《中華新報》上公開造謠，攻擊陳提倡「廢德仇孝」、「禽獸學說」。溫宗堯所操縱的廣肇公所甚至以同樣的論調致電政府當局，對陳採取措施。北京《晨報》記者石龍因在廣東謀取第二小學校長被陳獨秀「嚴詞拒絕」，也與夏重民等造謠說陳計劃改組編輯部，收取《晨報》社，「歸陳獨秀個人主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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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陳獨秀和袁振英、陳公博等人，利用《廣東群報》、上海《民國日報》等陣地，進行了回擊。陳獨秀發表《闢謠——告政學會諸人》，奉勸政學會「不必如此倒行逆施」，應取「磊落光明的態度」。[126]《民國日報》發表《廣州特約通信——辟誣衊陳獨秀主張討父公妻的謠言》，指出了這些謠言的來龍去脈。文末附記者訪問（陳獨秀）記。陳獨秀對討父、公妻謠言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稍有常識的人，必不相信」。[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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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腳短，本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當時的廣東社會畢竟還是反動和保守勢力佔優勢的社會，決不允許陳獨秀的活動繼續擴大下去，所以，他們掀起了這一個從封建頑固派到極左的無政府派聯合起來的反陳運動，一時鬧得十分囂張，以至一直支持陳獨秀的陳炯明也動搖起來。在一次宴會上，他問陳獨秀：「外間傳聞你組織甚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陳獨秀則正正經經地回答：「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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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後來講到他說這幾句話後的當場氣氛是：「當時在座的人們，有的聽了我的話，呵呵大笑，有的睜大着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說些甚麼，或者因為言語不通，或者以為答非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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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壓迫終降臨到陳的頭上。他的教育改革的實施開始遇到障礙，原來保證的權力和經費經常受到侵犯。例如，5月中旬，廉州中學校長辭職，本來應由教育委員長陳獨秀任命新校長，但欽廉善後處擅自決定由某人接任，越過陳獨秀而得到省署的同意。又如，為了籌辦大學預科，陳獨秀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都未去參加，但預算出來，校址擇定，經費卻遲遲不給。至此，陳獨秀頓萌退志。但是，陳炯明還想挽留他，5月中旬甚至親到慰勉，說明經費延撥等之原因，表示自己興學之決心，聲明無論經費如何困難，總之對於已批准之預算案，刻日飭廳撥交，以開辦編譯局、宣講所、第一師範，籌備西南大學等。[129]於是，陳獨秀又勉強在廣東耽了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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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內有些人見陳炯明如此倚重陳獨秀，頗有醋意。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總編葉楚傖一直把廣東教育發展的成績歸功於汪精衛（廣東教育會會長）、胡漢民（孫中山大總統府總參議）和廣州市教育局長許崇清。7月28日，葉在《民國日報》頭條發表重要言論——《告反對陳獨秀的旅滬粵人》，一面為陳獨秀闢謠，一面卻說：「陳獨秀在廣東，是教育行政委員會裏的一個委員；他所做的事，是全體委員所決定要做的事。平心而論，廣東教育無論發展到怎樣，不應歸功於陳獨秀一人。因為這是陳省長和教育行政委員會及一般熱心教育家合做出來的成績，不許陳獨秀據為己有的。」「陳獨秀不配做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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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清楚，葉文並非是一個人的態度，而代表了國民黨多數政要的觀點。對此，自己就難以容忍了，恰巧這時中共「一大」選舉他為中央局書記，連電催促回滬主持全黨工作。於是，8月17日，致電在廣西前線討伐桂系軍閥陸榮廷的陳炯明，堅決請辭。陳炯明還是不放，而且誠意感人，24日覆電：「仍望以教育為重。當風獨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為要。至於一切障礙，我當能為委員會掃除之」，並在其辭呈上批示：「該委員長貞固有為，夙深倚重，所請辭職，應毋議云。」[130]實際上，陳炯明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與國民黨正統派的較量中利用一下陳獨秀及其在廣東的力量，雖然當時不知道陳獨秀已是共產黨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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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終於在1921年9月11日不待陳炯明批准，請假離粵。在廣東進行的教育改革事業自然也就隨着他的離去而停止，但在當地留下的變革的精神和培養的革命種子，在以後的革命運動和社會發展中，將會發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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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適手稿》，第9卷（下），卷三（台北：胡適紀念館，1970），頁54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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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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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未刊手稿，在1945年後為鄭超麟寫「陳獨秀傳」而寫，所以在1952年12月22日夜鄭被捕時，此稿亦被抄沒。現藏中央檔案館；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頁16，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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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青年》，第7卷，第2號；《民國日報》，19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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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褚葆衡來信與答書〉，《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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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陳獨秀：〈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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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兩篇演說均發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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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陳獨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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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陳獨秀：〈保守主義與侵略主義〉，《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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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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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瑞泉編選：《向着新的理想社會——李大釗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頁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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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河文載《晨報副刊》，1919年5月5日；福著由同文館19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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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分店，1981），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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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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