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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16 [128]《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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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18 [129]《廣東群報》,1921年5月16日;《晨報》1921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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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20 [130]《廣東群報》,192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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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25 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6]
1705948026 陈独秀全传 五   主持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192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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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28 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7]
1705948029 黨魁的特殊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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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31 1921年6月,上海中共發起組代理負責人李漢俊、李達在國際代表馬林催促下向各地黨組織發出通知:派兩名代表到上海來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自然,最要緊是催促在廣州的陳獨秀回滬主持「一大」,為此還寄去了200元路費。結果,陳決定不去,而指派陳公博、包惠僧出席。理由是因兼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一走就不好辦了。陳讓包惠僧帶去致各代表的信,向大會提出四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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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36 李達(1890~1966),1921年起任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代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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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38 1、慎重發展黨員,嚴格履行入黨手續,加強黨員教育,以保證黨的先進性和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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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40 2、實行民主集中制,既要講民主,又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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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42 3、加強黨的組織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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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44 4、目前主要工作是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作準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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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46 這四點意見,正是陳獨秀當時與無政府主義者鬥爭堅持的立場,即:不能把黨建設成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化的沒有集中、沒有紀律、不爭取群眾奪取政權的無政府主義的黨。「一大」多數代表贊成陳的意見,在《黨綱》中寫進了「我黨採取蘇維埃的形式」以及對黨員的嚴格要求的規定。大會通過的《黨綱》,在黨的目標上,沿用了上一年陳起草的《共產黨》發刊詞和《宣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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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48 1、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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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50 2、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目的——消滅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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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52 3、廢除資本家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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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54 此外還規定:「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一切關係」;「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黨綱之任何黨派的關係」;「除為現行法律所迫或徵得黨的同意外,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這就涉及對國民黨的關係。大會討論時,雖然有人以陳獨秀在廣東政府中做官為根據,提出異議,但多數代表確認了這樣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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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56 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參加了「一大」。由於李漢俊、李達書生氣太重,不善於與各地方及國際聯絡,臨時決定由張國燾主持。當時黨員數量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大會最後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設立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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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58 陳獨秀缺席被選為領袖,創建共產黨過程中的特殊貢獻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確認,當時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相比。馬林和尼柯爾斯基這時還並不認識陳獨秀。這年4月21日,1919年在中國從事地下工作的俄共黨員、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H.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提供了一個絕密報告,稱陳獨秀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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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60 陳獨秀和李大釗雖然親手籌建了中國共產黨,但是,召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二人都因他務而沒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這事將對中國今後的發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他們也許不會這樣。其實,即使親自參加這次會議的十三位代表,當時也沒有太看重這個事件。1938年,毛澤東、董必武在延安,都忘了「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於是,只好由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將其宣佈為「7月1日」。這個日子就成為法定的「黨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新先生受命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組織一批著名學者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才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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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62 來中國親自促成並實際主持「一大」的國際代表馬林,也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多麼重要。相反,他認為中共是一個「早產兒(1920年誕生,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3]當時只能成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他說:「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建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4]這與上一年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成立中共發起組時的重視度、迫切性和工作熱情,完全形成鮮明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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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8064 為甚麼是這樣?從新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中反映出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產國際和聯共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闢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沒有作為共產國際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對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報告,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他是奉命到廣州去瞭解廣州政府情況的。顯然,這個工作比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說:「我從上海動身前,中國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要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迄今黨的實際領導權還在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手裏。這個雜誌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報告接着談到一個情況雖然並不正確,但卻反映了當時他們認為共產黨已經成立的認識。他說陳獨秀去年底去廣東,是根據共產黨與國民黨中央談判的結果,「陳獨秀被列為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未來廣州政府成員,將做同國民黨的聯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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