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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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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魁的特殊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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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6月，上海中共發起組代理負責人李漢俊、李達在國際代表馬林催促下向各地黨組織發出通知：派兩名代表到上海來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自然，最要緊是催促在廣州的陳獨秀回滬主持「一大」，為此還寄去了200元路費。結果，陳決定不去，而指派陳公博、包惠僧出席。理由是因兼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一走就不好辦了。陳讓包惠僧帶去致各代表的信，向大會提出四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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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1890～1966)，1921年起任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代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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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慎重發展黨員，嚴格履行入黨手續，加強黨員教育，以保證黨的先進性和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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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行民主集中制，既要講民主，又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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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強黨的組織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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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主要工作是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作準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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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點意見，正是陳獨秀當時與無政府主義者鬥爭堅持的立場，即：不能把黨建設成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化的沒有集中、沒有紀律、不爭取群眾奪取政權的無政府主義的黨。「一大」多數代表贊成陳的意見，在《黨綱》中寫進了「我黨採取蘇維埃的形式」以及對黨員的嚴格要求的規定。大會通過的《黨綱》，在黨的目標上，沿用了上一年陳起草的《共產黨》發刊詞和《宣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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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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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目的——消滅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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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廢除資本家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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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規定：「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一切關係」；「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黨綱之任何黨派的關係」；「除為現行法律所迫或徵得黨的同意外，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這就涉及對國民黨的關係。大會討論時，雖然有人以陳獨秀在廣東政府中做官為根據，提出異議，但多數代表確認了這樣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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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參加了「一大」。由於李漢俊、李達書生氣太重，不善於與各地方及國際聯絡，臨時決定由張國燾主持。當時黨員數量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大會最後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設立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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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缺席被選為領袖，創建共產黨過程中的特殊貢獻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確認，當時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相比。馬林和尼柯爾斯基這時還並不認識陳獨秀。這年4月21日，1919年在中國從事地下工作的俄共黨員、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H.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提供了一個絕密報告，稱陳獨秀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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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和李大釗雖然親手籌建了中國共產黨，但是，召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二人都因他務而沒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這事將對中國今後的發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他們也許不會這樣。其實，即使親自參加這次會議的十三位代表，當時也沒有太看重這個事件。1938年，毛澤東、董必武在延安，都忘了「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於是，只好由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將其宣佈為「7月1日」。這個日子就成為法定的「黨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新先生受命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組織一批著名學者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才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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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中國親自促成並實際主持「一大」的國際代表馬林，也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多麼重要。相反，他認為中共是一個「早產兒（1920年誕生，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3]當時只能成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他說：「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建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4]這與上一年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成立中共發起組時的重視度、迫切性和工作熱情，完全形成鮮明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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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是這樣？從新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中反映出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產國際和聯共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闢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沒有作為共產國際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對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報告，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他是奉命到廣州去瞭解廣州政府情況的。顯然，這個工作比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說：「我從上海動身前，中國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要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迄今黨的實際領導權還在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手裏。這個雜誌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報告接着談到一個情況雖然並不正確，但卻反映了當時他們認為共產黨已經成立的認識。他說陳獨秀去年底去廣東，是根據共產黨與國民黨中央談判的結果，「陳獨秀被列為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未來廣州政府成員，將做同國民黨的聯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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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也是最主要的，這時蘇俄對華工作的重點是放在首先爭取吳佩孚，其次爭取孫中山、陳炯明這些有實力的政治軍事集團身上。維經斯基的全部精力放在這上面，馬林來華工作的目標也在於此，而看不起力量弱小、還處於萌芽狀態的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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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說：「我被派往中國，是由於我參加了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給我甚麼專門的指示。我僅有的事先準備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的討論提綱。之所以沒有其他指示是由於沒有甚麼指示可給，因為只有伊爾庫茨克局瞭解一些情況。伊爾庫茨克局全都是俄國人。它與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國使團有聯繫。中國承認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後來因聯吳失敗才轉向聯孫——引者），他們認為孫中山是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伊爾庫茨克局只與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動僅僅受俄國在華北的利益支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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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伊爾庫茨克局」就是從中國回去後任書記的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馬林說：「從伊爾庫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關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情報。從他們那裏我瞭解到中共與工人階級的聯繫很少。中共只有幾個分散的小組，到那時為止，真正的組織工作沒有做多少。」「維經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這個小組劃分為7–8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50–60人。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志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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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傳統觀點說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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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順便說一下傳統黨史中「關於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1920年6月上海成立的黨組織，開始稱「社會黨」，11月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和出版《共產黨》機關報以後，就正式定為「共產黨」。現在，從公佈的原始的共產國際關於幫助中國建黨的檔案和中國參加者（包括陳獨秀）的回憶文章中，都把「一大」前成立的組織稱為「共產黨」，各地組織都稱為「共產黨小組」或「共產黨支部」。雖然不太統一，但都稱「共產黨」。只有馬林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在提到香港海員罷工時，說了「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但是，1936年7月，陳潭秋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在《共產國際》月刊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把一大前成立的黨的地方組織統稱為「共產主義小組」。從此，中國學術界就把這種說法統一沿用下來，以區別一大前沒有成立黨組織，把一大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唯一標誌。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為建國50周年獻禮推出《中國共產黨上海史》，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不再沿用「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肯定。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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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從馬林提出這個「共產主義小組」或「在陳獨秀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時的思想情緒來看，他明顯是要貶低「一大」前的黨組織。表面上看，1920年維經斯基回國後，上海共產黨的活動處於停頓狀態，實際上，上海及各地黨組織還是積極主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馬林不願意視其為政黨，只視為「小組」，顯然是一種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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