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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從馬林提出這個「共產主義小組」或「在陳獨秀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時的思想情緒來看，他明顯是要貶低「一大」前的黨組織。表面上看，1920年維經斯基回國後，上海共產黨的活動處於停頓狀態，實際上，上海及各地黨組織還是積極主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馬林不願意視其為政黨，只視為「小組」，顯然是一種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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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馬林和陳潭秋的這個提法，所以在以後被中國統一沿用下來，是因為適應了1927年以後貶低、打擊陳獨秀，抬高、頌揚「一大」參加者毛澤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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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在上述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我奉命赴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這個任務完全與去年維經斯基的任務相同，而且維經斯基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但是，現在好像又重新來過，去年在上海建立的以維連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等都沒有了，只剩下「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的共產黨小組」。這說明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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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分析說，認識到中國來是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是尼柯爾斯基。此人早於馬林到上海，過去都說他是受赤色職工國際派遣來華的代表，但從荷蘭保存的馬林檔案和蘇聯有關的檔案表明，他是遠東書記處的代表，「是受維經斯基的派遣來華工作的，其任務之一就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統一組織」。[7]但是，持此觀點者接着提供的證明卻是推理性的。她說：「尼柯爾斯基在4月動身來華時，接受職工國際委託，負責在中共一大上介紹剛剛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並協助開展工人運動。既然尼爾柯斯基負有在中共一大介紹赤色職工國際的任務，那就說明他負有成立中國共產黨全國性組織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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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個中國學術界最新的權威觀點（主筆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由於尼柯爾斯基為了向中共介紹新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而順便帶出來的。所以，馬林「並沒有十分看重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件事」，並承認：「實際上，遠東書記處給他的指令是必須參加中國共產黨所有會議，而馬林只是局限於幫助他執行遠東書記處的任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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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馬林在第二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抱怨說：「實際上我只是名義上參加了書記處。我從未收到過伊爾庫茨克的任何文件。」他甚至明確說：「我和尼柯爾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間，我只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9]這再次證明馬林並不負有到中國來成立共產黨的使命。可是中國大陸學者，總是特別強調馬林是來幫助建立中共的，一般根本不提甚麼尼爾柯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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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時的聯共中央、共產國際、馬林、陳獨秀、李大釗等，都不重視「一大建黨」這件事，陳、李甚至不參加，就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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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想佔相當優勢的情況下，陳獨秀不急於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更不急於發動革命運動。他對上海方面遵照共產國際代表的要求，先是再三催促他參加「一大」，隨後又催他趕快到上海主持黨中央工作，很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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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州接陳回上海的包惠僧回憶說：「關於黨怎麼搞法，他主張我們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甚麼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制於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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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尖銳而棘手的問題。這個反帝反軍閥的法寶（即外國列強的「幫辦」、「賣國賊」），陳獨秀當然是常用的，也知道它的利害。所以，他在建立共產黨後，與蘇俄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自然就十分敏感。當時他還分不清西方「殖民主義」與蘇俄宣揚的「國際主義」（實為「紅色殖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大國，很難實行所謂「潔身自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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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樣的心態，決定了他一開始領導共產黨的工作具有「慢慢來」的思想，與聯共和共產國際為了使俄羅斯蘇維埃政權迅速擺脫孤立無援狀態的「急迫」心態，格格不入，這裏就埋下了日後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與聯共、共產國際無窮矛盾與衝突的基因：一邊是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利益，一邊是立足於蘇俄的民族利益；一邊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要慢慢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邊是根據蘇俄的要求快快幹，恨不得一個早上就使中國革命成功，建立起一個與蘇聯友好甚至結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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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對包惠僧說：「國際代表（指維經斯基——引者）走了，上海難道就沒有事情做了？李漢俊急甚麼，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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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俊（1890～1927），湖北潛江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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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從1915–1919年的啟蒙運動到1920–1921年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5、6年的時間。中國要在幾年時間裏走完西方150所經歷的思想、革命、社會變遷歷程，顯然會遇到許多西方和俄國沒有遇到過的問題。這是對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嚴峻的考驗。社會的改造，不管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等硬體，還是全體人民思想習俗，從封建主義變為共產主義，那是絕對不能在幾天、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內可以完成的。如包惠僧所說：「陳獨秀主張各種思想爭鳴，自由發展，信仰自由，讓各種思想都暴露出來，由人民群眾評論誰是誰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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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強於人，陳獨秀就在這樣的思想狀態下，從廣州來到上海，正式擔負起中共中央局書記的角色，主持起中國共產黨最初年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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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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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馬林的僵局因被捕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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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陳獨秀上任時有「慢慢來」的思想，但幹起來一點也不消極。他要麼不幹，要幹就雷厲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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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50年代聯共中央移交給中共中央的原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有一份用毛筆寫的《中央局通告》，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書記T.S.Chen」。[12]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文件，而且從蒼遒筆跡和署名來看，證明是陳獨秀親筆起草並簽發。這個文件表明，陳獨秀回上海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就擔負起建立中共全國組織並領導全國革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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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簽署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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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主要是為了處理兩個很麻煩的事件，排除了兩個重大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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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與馬林的衝突。馬林染上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看不起中共的毛病，在工作中表現出不尊重中共中央的傲慢作風。馬林本來對陳獨秀不參加「一大」有意見，更對陳當上中央局書記後還遲遲不回上海主持工作很不滿意。他召集張國燾、李達、周佛海、包惠僧開會，指出陳獨秀當選中國共產黨書記，應該盡到責任，不能由別人代替，共產黨領導人不能在資產階級政府裏做官。於是決定派包惠僧到廣州把陳接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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