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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青年及婦女運動，請各區切實注意；「青年團」及「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內寄上，望依新章從速進行。儘管黨員這麼少，但在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積極領導下，一年裏依然進行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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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宣傳，擴大影響。1922年元旦，根據陳獨秀的提議，上海共產黨全體黨員和團員，與朝鮮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百餘人、工人五十人，在上海市內散發「賀年帖」6萬張。此貼上一面寫「恭賀新禧」，另一面寫共產主義內容的口號和「太平歌」歌詞，如「天下要太平，勞工須團結。萬惡財主銅錢多，都是勞工汗和血」；「推翻財主天下悅」，「不做工的不該吃」等。同時又在「新世界」等群眾聚集處，散發反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的傳單2萬張。群眾說：「不得了，共產主義到上海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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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全黨工作的重點在勞動運動方面，因此陳獨秀在這上面花費的精力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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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設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在北京、漢口、長沙、廣州設立分部，作為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公開的合法的機構。中央指示各地區委領導人直接負責開展工運工作。書記部在上海發行《勞動週刊》，最多時一期五千份。至第41期被查禁，共發16.5萬份。這時的工人運動因處於初級階段，主要是對工人宣傳教育，提高覺悟，同時發動和參加工人反對資本家殘酷剝削和壓迫、爭取改善待遇而舉行的罷工鬥爭，並在此基礎上幫助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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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本由張國燾負責，1921年10月後，張因率領中國參加莫斯科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離去。李達主要負責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馬林已表明不再干涉中共的具體事務，並不久就離開上海，到南方去拜訪孫中山，考察國民黨地區的政治形勢。於是全面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就由陳獨秀一人承擔。從宣傳教育到建立機構、從發動罷工時機到注意鬥爭策略、從結束罷工的談判條件到工會的建立和鞏固，等等問題，往往是由陳獨秀直接與工運骨幹、工人代表協商、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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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充分顯示，一個從事建黨和工人運動才兩年的共產黨領袖，在理論政策和策略上，已經相當成熟，有了豐富的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而沒有國際工人運動中通常發生的機會主義因素，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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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家出色的工作，一年內僅上海就成立了煙草、機器、印刷、紡織、郵務五大工會。北京成立了京漢鐵路及京綏鐵路工會。武漢成立了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人力車夫、揚子江鐵廠和煙草工人三個工會。長沙組織了粵漢鐵路工人和萍鄉路礦工人俱樂部。在這個基礎上，陳獨秀1922年6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提出今後的打算是：集中力量組織全國五個大的產業組合——全國鐵路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電氣工人總工會、全國機器工人總工會、全國紡織工人總工會；組織三個地方總工會——上海、廣東、武漢；設立四個工會職員講習所（即培養工會幹部的黨校——引者）——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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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簽署的中共給共產國際的第一年度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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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很快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未有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據不完全的統計，1922年全國罷工達100次，罷工工人數21萬。而且，由於如上所述，貫徹了陳獨秀提出的謹慎發動、爭取勝利的原則，再加上當局和資本家初次面臨如此規模的罷工潮，沒有經驗，驚慌失措，大多數罷工都取得了勝利。故而這年有「中華勞動運動新紀元」的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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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時「只有黨員五十餘人」，「二大」時達到「一百九十五人」，超過了150人的指標。五大區委得以成立，在中共「二大」上正式成立中央委員會，陳獨秀當選為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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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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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努力與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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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至1924年，使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發生重大轉折的事件是國共合作。這也是給陳獨秀一生帶來輝煌、同時又帶來災難的事件，還是中國史學界至今爭論不清、莫衷一是的複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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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出生於荷蘭一個貧苦工人家庭，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荷蘭也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很早就信仰社會主義而投身工人運動，並同情荷屬殖民地印尼人民反對荷蘭殖民者的鬥爭，參與了印尼共產黨的建立。在鬥爭中，他獲得了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的經驗。1920年，他又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以自己的鬥爭經驗，衷心擁護列寧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結合的理論，會後被派往中國。於是，中國的鬥爭就成為他貫徹這種理論和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廣闊的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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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下旬，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南方去考察國民黨控制地區的狀況，並與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直接接觸。當時廣州正在舉行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及其與國民黨的關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這次反英大罷工於1922年1月12日爆發，六千多香港海員參加，3月初即增至十萬人。罷工堅持56天，終於迫使港英當局讓步。在他對中國南方的形勢和國民黨的情況作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和研究以後，1922年3月中旬，他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形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議，並要中共中央遷往廣州，遭到陳獨秀黨中央的斷然拒絕，氣得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一封信中把中共說成是「早產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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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他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報告了中國革命運動狀況。報告顯示，他的確對中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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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關於形勢，報告說：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沒有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工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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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會「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強烈衝動，已經完全消逝，學生運動的領袖們從中國政府得到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因此，學生的組織從那時起也變得沒有價值了」。「整個生活從政治上看仍在外國勢力控制下，還沒有一個訓練有素的階級能在當前這個時代指出前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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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於工人階級，報告說：「現代產業工人的人數甚少，……仍然是中國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來自貧苦農民中的勞動力卻為數眾多。到目前，大部分工人同在農村的家庭保持着聯繫」。「工人絕大部分目不識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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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於農民，報告說：「中國人口的大部分是農民，他們雖然窮，但幾乎都是小有產者。內地人同外界的資本主義幾乎沒有聯繫。」「農民群眾對政治完全漠不關心，也不會發揮任何政治作用。他們消極地忍受着頻仍的軍閥混戰帶來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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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關於南方和國民黨：報告說給了他另一種印象。「關於中國運動及其前途，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會卓有成效的。有一些省城，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總是非常感興趣。」認為國民黨的性質「是民族主義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黨的綱領為各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國民黨由四種人組成：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分子）、士兵（沒有社會地位，處境惡劣）、工人。香港海員大罷工期間，「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同罷工海員沒有聯繫，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支持罷工」，而「國民黨同罷工者之間聯繫非常緊密，在廣州、香港和汕頭大約有12，000名海員加入了國民黨」。報告還說國民黨領導人「對俄國革命都持贊同態度」，並願意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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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鑒於以上情況，馬林再次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共產黨「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並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的建議，以「通過國民黨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聯繫」。同時他也強調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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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原來不瞭解中國、第一次來中國又不懂漢語的外國人，只通過半年時間的調查，就能寫出這樣的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應該說是相當出色的。除了他對國民黨的觀察有點表面化之外，其他情況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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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學者把後來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黨內合作策略的始作俑者馬林，這是不公平的。馬林對這個策略的實施是有條件的：第一，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第二，實行這個策略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使共產黨早日走出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通過國民黨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總之，是一種「借殼發展」的策略，完全是從共產黨的利益出發的。可是後來，這個策略被聯共中央操縱的共產國際批准並迫使中共接受後，馬林就離開了中國，接着史太林派鮑羅廷來執行這個策略過程中，弄巧成拙，被蔣介石反利用，史太林、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代表，與蔣介石一起，迫使中共完全放棄了獨立性，成為國民黨的附庸；並且只是為着蘇聯的民族利益和國民黨新軍閥的利益而嚴重損害共產黨的利益，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這個責任是不能由馬林來負責的，更不能由陳獨秀來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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