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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努力與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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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至1924年，使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發生重大轉折的事件是國共合作。這也是給陳獨秀一生帶來輝煌、同時又帶來災難的事件，還是中國史學界至今爭論不清、莫衷一是的複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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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出生於荷蘭一個貧苦工人家庭，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荷蘭也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很早就信仰社會主義而投身工人運動，並同情荷屬殖民地印尼人民反對荷蘭殖民者的鬥爭，參與了印尼共產黨的建立。在鬥爭中，他獲得了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的經驗。1920年，他又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以自己的鬥爭經驗，衷心擁護列寧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結合的理論，會後被派往中國。於是，中國的鬥爭就成為他貫徹這種理論和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廣闊的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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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下旬，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南方去考察國民黨控制地區的狀況，並與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直接接觸。當時廣州正在舉行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及其與國民黨的關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這次反英大罷工於1922年1月12日爆發，六千多香港海員參加，3月初即增至十萬人。罷工堅持56天，終於迫使港英當局讓步。在他對中國南方的形勢和國民黨的情況作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和研究以後，1922年3月中旬，他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形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議，並要中共中央遷往廣州，遭到陳獨秀黨中央的斷然拒絕，氣得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一封信中把中共說成是「早產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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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他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報告了中國革命運動狀況。報告顯示，他的確對中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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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關於形勢，報告說：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沒有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工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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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會「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強烈衝動，已經完全消逝，學生運動的領袖們從中國政府得到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因此，學生的組織從那時起也變得沒有價值了」。「整個生活從政治上看仍在外國勢力控制下，還沒有一個訓練有素的階級能在當前這個時代指出前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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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於工人階級，報告說：「現代產業工人的人數甚少，……仍然是中國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來自貧苦農民中的勞動力卻為數眾多。到目前，大部分工人同在農村的家庭保持着聯繫」。「工人絕大部分目不識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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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於農民，報告說：「中國人口的大部分是農民，他們雖然窮，但幾乎都是小有產者。內地人同外界的資本主義幾乎沒有聯繫。」「農民群眾對政治完全漠不關心，也不會發揮任何政治作用。他們消極地忍受着頻仍的軍閥混戰帶來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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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關於南方和國民黨：報告說給了他另一種印象。「關於中國運動及其前途，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會卓有成效的。有一些省城，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總是非常感興趣。」認為國民黨的性質「是民族主義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黨的綱領為各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國民黨由四種人組成：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分子）、士兵（沒有社會地位，處境惡劣）、工人。香港海員大罷工期間，「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同罷工海員沒有聯繫，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支持罷工」，而「國民黨同罷工者之間聯繫非常緊密，在廣州、香港和汕頭大約有12，000名海員加入了國民黨」。報告還說國民黨領導人「對俄國革命都持贊同態度」，並願意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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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鑒於以上情況，馬林再次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共產黨「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並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的建議，以「通過國民黨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聯繫」。同時他也強調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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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原來不瞭解中國、第一次來中國又不懂漢語的外國人，只通過半年時間的調查，就能寫出這樣的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應該說是相當出色的。除了他對國民黨的觀察有點表面化之外，其他情況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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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學者把後來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黨內合作策略的始作俑者馬林，這是不公平的。馬林對這個策略的實施是有條件的：第一，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第二，實行這個策略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使共產黨早日走出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通過國民黨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總之，是一種「借殼發展」的策略，完全是從共產黨的利益出發的。可是後來，這個策略被聯共中央操縱的共產國際批准並迫使中共接受後，馬林就離開了中國，接着史太林派鮑羅廷來執行這個策略過程中，弄巧成拙，被蔣介石反利用，史太林、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代表，與蔣介石一起，迫使中共完全放棄了獨立性，成為國民黨的附庸；並且只是為着蘇聯的民族利益和國民黨新軍閥的利益而嚴重損害共產黨的利益，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這個責任是不能由馬林來負責的，更不能由陳獨秀來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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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的這個建議在當時是大膽的創造，完全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在國際工人運動和各國革命中也沒有先例，所以，史學界稱其為「斯內夫利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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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列寧接見了由張國燾、張秋白（孫中山指派的國民黨代表）、鄧培（鐵路工人）組成的代表團，促進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他問張秋白和張國燾：「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回答：「國共兩黨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張國燾也作了肯定的回答，並表示：「在兩黨合作的過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列寧很滿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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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4月間，在馬林於中國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上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時，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前來中國幫助中共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同時，他也奉命做中共中央和孫中山的工作，提議兩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孫中山因看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26]因此，他只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中共中央雖仍不同意黨內合作，但對國民黨的對立態度有所轉變，其結果是接受建立聯合戰線總路線，[27]但還是堅持與國民黨黨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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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聽取張國燾彙報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接見情況後，深以為然，表示共產國際、世界革命和蘇俄是不可分割的，須相依為命，互為聲援，共同發展；目前中國革命不是甚麼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只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軍閥。環顧全國，除國民黨可以勉強說得上革命外，並無別的可觀的革命勢力。對列寧提議國共合作，陳獨秀「深表同意」，但「總覺得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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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對於國民黨的情況和這些毛病，可以說是太瞭解了。從1901年參加革命起，他就與後來同盟會——國民黨的骨幹在一起奮鬥，關係十分密切，並參加他們組織的勵志社、青年會、暗殺團、亞洲和親會、歐事研究會等小團體，以及拒俄運動、辛亥革命、反袁鬥爭等一系列活動。但是，他卻和蘇曼殊、章士釗等幾個朋友相約：不加入同盟會。他領導的「岳王會」成員，後來幾乎都加入了同盟會，唯獨他例外。所以有人說他是「不參加同盟會的同盟會員，不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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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投機取巧，易於妥協」，自然主要是指辛亥革命勝利後把政權讓給袁世凱。在力量對比上，袁世凱北洋軍閥的力量大於革命派的力量是一個客觀原因，但陳獨秀主要不滿是革命派綱領錯誤：「誤用了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排滿」；因此以為推翻清政府就以為革命成功了，「革命功成，革命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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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最明顯的例子是前述1907–1908年間在東京時，他身邊發生的章太炎、劉光漢與孫中山之間的勾心鬥角和章、劉以後的墮落。特別是劉光漢（劉師培）這位舊學根底很深的人，竟然由無政府主義者的極左很快被清政府收買，成了同盟會中的坐探，給了陳獨秀很大的刺激，直到1926年還對柳亞子談起這件事，表示他對同盟會國民黨「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的鄙夷之情。而1921年葉楚傖等人對陳獨秀在廣東教育改革成績的酸楚心情，更加深了陳獨秀的這種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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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鬥爭方式上，「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更是孫中山的弱點。他對外依靠列強，儘管列強一再欺騙和欺壓他。對內依靠軍閥甲反對軍閥乙。戰鬥力量是依靠會黨（即幫會，往往是「土匪」）和華僑，而不依靠工農勞苦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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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所指國民黨的這些缺點，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但也有片面性。如「排滿」口號，在辛亥革命前具有反清革命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分子複雜、不依靠工農，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不是孫中山一個人能夠克服的，但其重視軍事鬥爭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一大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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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馬林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自然遭到強烈反對，不僅是陳獨秀，而是全黨反對。1922年4月6日，陳獨秀特地給維經斯基一信，鄭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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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君提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余等則持反對之理由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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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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