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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根據當時歐洲各國的經驗，在闡述這兩階段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時，說了兩種可能性：「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42]正如二大《宣言》中寫的：「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能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中共黨內和建國後的史學界，一貫「左傾」和「誣陳」，硬說陳這是主張民主革命後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在兩種革命之間橫隔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是典型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從而長期反覆批判。其實，由於中國的落後，後來的事實證明，民主革命後，不管政權落到誰的手中，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期，才可能為進入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準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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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即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重申了以上內容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幼稚，必須建立聯合戰線的必要性。就在這一年，陳獨秀先後寫了兩篇重要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43]《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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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辦公舊址——春園(新河浦路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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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以下簡稱《資》文）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以革命運動中主要分子而論，卻大部分不出於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落下來非階級化之士的社會；這種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親密的同情，只可以說明辛亥以來革命不易完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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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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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的資產階級」，即反帝反封建軍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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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即依附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又稱「官僚的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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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革命的資產階級」，多數是小工商業家、小資產階級，對於民主革命取消極的中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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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陳一方面是在對國共兩黨內對國共合作尚有疑慮的人做工作，闡述兩黨兩階級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創造性地對中國資產階級作了三部分的分析，雖然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但是對於毛澤東後來對資產階級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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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文最後總結以上觀點，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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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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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明明是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正確方針，即國民黨統率資產階級，「聯合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方針。後來「左」傾史家幾十年來卻硬將其倒轉過來，指責陳主張「資產階級『統率』民主革命」，「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從而把它作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鐵證！——這是何等驚人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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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陳獨秀從「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況出發，分別分析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優缺點，即每一個階級都有它的「兩面性」。引起後來「左」派史學猛烈抨擊的是這篇文章中對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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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是「急進的先鋒」、「重要的分子」；一方面又指出：「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接着他具體分析了工人階級三部分的狀況：第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尤其是還未與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環境絕緣。第二，「只有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在海員和鐵路工人罷工中表現出來。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着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他認為當時工人階級「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而必須與其他革命階級結成聯合戰線。——這為以後的共產黨全部歷史所證明，即是後來毛澤東總結的革命勝利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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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農民，陳獨秀也作了兩面的分析，指出：「農民佔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避難苟安，這一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復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卻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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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的人數與階級的成熟是兩回事，革命鬥爭、政治鬥爭是有組織力量的較量，不是靠人數眾多可以取勝的。鴉片戰爭時，中國人民有四萬萬，為甚麼敵不過一小撮英國殖民者？1923年，當時的工人和農民（主要指其中的貧下中農）雖然在人數上比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優勢，但在階級覺悟上，認識到自己階級的使命、成立政黨並組織起來進行鬥爭，還很不成熟，即陳獨秀說的「幼稚」。共產黨只有「三歲」，而且人數很少，只有420人，不能有效地組織起全國億萬工農民眾。資產階級也同樣幼稚，但國民黨，從1894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開始已經歷了29年的鬥爭歷史，在全國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和組織機構，比共產黨更有經驗，更成熟，少一點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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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陳獨秀以上兩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為當時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也為黨在國共合作初期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提供了依據，更為毛澤東在1926年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提供了思想材料。大革命失敗後，把這兩篇文章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這實在是無知、歪曲和栽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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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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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領導權問題上誤解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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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1923年，陳獨秀為宣傳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寫了不少文章，在中共「三大」上也說了一些類似的話。儘管本意並沒有放棄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在客觀上的確引起一些人的誤解。這一方面是他愛用「偏頗」的文字語言的缺點（同時，為了使思想明確、尖銳，也是一種優點）所致，另一方面，也是表明在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條件）下，對於保持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等問題，毫無經驗、尚待探索的狀況決定的。這個問題，即使是共產國際「二大」及據此精神而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也是不明確的，因此也導致了中共「二大」的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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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解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問題，以及與此相聯的聯合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一方面是思想上不明確，另一方面現實鬥爭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即只有四百多人的小黨（小團體）談不上去領導別的黨派，特別在寄生國民黨的條件下，更談不上去領導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何況當時的普遍觀念（即傳統觀念）都是「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各國的先例，無論是法英美，還是俄國的二月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也只強調保持合作中的獨立性，沒有奢望中共去領導國民黨和整個革命。應該說，陳獨秀當時的思想也處於這種狀況。因此他在「二大」上代表中央局所作的工作報告說：依據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實際情況，當前只能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只有先幫助資產階級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等到民主革命勝利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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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沒有提出民主革命勝利時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問題，卻說：「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權利。」[44]而在陳獨秀的文章中，是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就發生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作為特例處理的。於是，「二大」精神和陳獨秀的思想在當時就被一些人誤解，以為他主張在民主革命中放棄革命領導權。第一個起來批評的是剛剛被陳獨秀從莫斯科帶回來的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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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參加莫斯科共產國際「四大」期間，精於俄語的瞿秋白是中共代表團的主要翻譯，一直隨同陳獨秀口譯會議講話和筆譯文件、大會簡報等。瞿當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執教，多次見過列寧，是1922年參加遠東勞動人民代表會議中國代表團的成員。由於所處的環境、學養和勤奮，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著有較深的研究，可以說在當時成員不多的中國共產黨人中，理論水準是最高的。陳獨秀與瞿秋白朝夕相處，見他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認識蘇共領袖人物，也熟悉共產國際方面的事務，產生很好的印象。劉仁靜說：「在共產國際四大上，他和陳獨秀談得很投機，和我關係也不錯。」再加上當時幹部奇缺，所以，陳獨秀就動員他一起回國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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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這次也不是初識陳獨秀，並早有敬仰之情。五四運動期間，他與鄭振鐸、郭紹虞、許地山等辦新文化刊物《新社會》時，曾與鄭振鐸等一起拜訪過「青年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還把這件事寫進了《革新的時機到了》一文中，發表在《新社會》第3期上。這次回國工作，直接為祖國服務，也是他的願望。他說：在蘇聯「研究社會哲學的理論如此之久，而現實的社會生活只有俄國歷史及現今的環境，中國社會呢？不僅中國書籍沒有，不用說現代的不能研究，就是歷史的都不成。於是決定回國一次。」[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