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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文「……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改為「……也很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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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文「無產階級應竭力參加促進此民族革命……，督促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為「……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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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還說：「當時確有一派同志（指陳獨秀等人——引者）無意中承認資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認為資產階級不過暫時苟且偷安罷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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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7月1日，瞿秋白主編《前鋒》創刊，又讀到了陳獨秀寫的發刊詞《本報露布》，其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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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定國民運動是中國國家生命之救星……我們在此運動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覺，只顧當前鋒，只顧打頭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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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前鋒》第2號上，陳獨秀又發表上述著名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強調說：「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農民難以加入革命」；「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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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言論，就陳獨秀的本意來說，只是針對國、共兩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思想而言，說明國、共兩黨和各階級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別是為了避免刺激國民黨內的反對派，以使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能順利確立國共合作的方針，並不是說無產階級要放棄革命領導權。他的缺點最多是說了些過頭的話。但是，這些話對於瞿秋白來說，是那樣的刺耳，不能接受，並立即產生出陳獨秀黨中央要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美化資產階級、喪失對資產階級動搖性背叛性的警惕、貶低工人和農民革命性的誤解。張國燾和蔡和森等人也反對，但說不出甚麼道理來；瞿秋白則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出發，因此就提起筆寫了一系列文章，辯明馬克思、列寧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批評陳獨秀這些「錯誤」思想。當然，他是抱着一種「我愛我師，我猶愛真理」的心情寫的，他對陳獨秀尊敬的感情並不因此而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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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說的「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的觀點。他說：「勞動階級固然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特性而尚弱，……然而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48]中國勞工階級雖然文化程度低，「但在『社會意識』上，卻比資產階級政治黨性高得多呢」；[49]尤其是「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紡織工人、海員等，直接與官僚軍閥衝突，感覺帝國主義壓迫最甚，而亦最易組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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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觀點貌似對立，實際是視角不同，應是互為補充。陳是從當時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出發，認為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強一些，所謂「強」，也只是相對的少一些「幼稚」，因為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1905年成立同盟會及後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畢竟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鬥爭，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自然比共產黨才成立三年、尚處於「自發」狀態的無產階級強一些。而瞿秋白是從「社會地位」亦即階級性出發，認為「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以及首先在官僚買辦、帝國主義企業中產生的工人階級受壓迫的社會地位，決定他們反抗性更強，這也是事實，也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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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的觀點。他從馬、恩、列的論述和歐洲革命的歷史出發，認為資產階級往往利於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而無產階級必須在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由某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革命也許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大些」，[51]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需要這種革命。因此，他主張「為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去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無產階級遠避資產階級革命或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教無產階級：『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就放任資產階級，讓他單獨去幹』，而是教無產階級竭力引導革命到底並且全副精神去參與」，而且「在總的民權運動中勉力做骨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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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實踐上，二者是一致的：當前要聯合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陳獨秀所說民主革命力爭資產階級參加，否則就失去「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是針對國民黨歷史上不重視爭取「革命的資產階級」參加革命而言，並不是說整個民主革命要「以資產階級為主體」。在這一點上，瞿秋白顯然是誤解。而在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上，陳獨秀當時過多地考慮如何貫徹共產國際的方針，勸說孫中山特別是國民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人儘快接受國共合作的政策，就事論事地或過多地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為國民黨着想來說明國共合作的好處，並且的確把民主革命主要看作為資產階級的革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自己的革命，現在既然必須在民主革命完成後才能進行自己的革命，那麼就讓我們來幫助資產階級快快地來完成這場革命吧！這是當時在陳獨秀身邊工作的鄭超麟感受到的陳的一種心情。[53]而瞿秋白則完全把這場民主革命視為無產階級（共產黨）自己的革命，給人以革命性更強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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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關於民主革命的結局，如上所述，陳獨秀講了兩種可能性。瞿秋白則根據馬、恩分析德國和法國革命方法，認為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怕政權被無產階級奪取，勢必「半途而輟，失節自賣」，寧願與封建勢力妥協，使革命失敗，而決不會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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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觀察基本上是符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狀況的。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有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的一面，因此他們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他們的政治和組織力量一般地說也比工、農強（指有組織的力量），因此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領導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等等。無產階級要想奪取勝利，需要有特殊的條件，如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那樣的條件。而瞿秋白的思想，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提高對資產階級叛變的警惕性，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他簡單搬用西方國家的經驗，而無視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特點，顯然有教條主義的色彩。而且即使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妥協而結束民主革命，也不能斷定是社會的倒退。因為資產階級畢竟比封建勢力先進，如英國、德國、日本畢竟還是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從而使社會大踏步地前進了。瞿秋白的觀點是站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立場上說的左傾教條主義，妄想跨越中國必經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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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兩種不同思想立場，在實踐中的表現自然是不一樣的。陳獨秀容易接受並貫徹莫斯科後來下達的與資產階級國民黨妥協讓步的路線，瞿秋白則往往不願意如此，即使組織上被迫服從，思想上卻十分抵觸或消極，因此一旦由退讓的方針轉變為進攻，他必然成為先鋒和旗手，但是也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即混淆兩種革命的不同性質，超越民主革命的範疇，從而犯「左傾」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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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鄧中夏也表示了瞿秋白同樣的觀點，批評了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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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陳獨秀方面檢討，所以在客觀上產生這樣的誤解，也應該承認不僅在語言上講述國共合作的必要性時有過頭的話，在他的思想上確有模糊之處，否則在語言上也不會走得如此遠。但是這種模糊也是當時全黨和共產國際思想狀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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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共產黨人中探討這些革命道理的同時，在莫斯科也進行着同樣的工作。共產國際東方部先是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和遠東勞動人民大會的精神，研究中國社會和革命發展狀況後，得出了被稱為「國民革命論」的第一個結論：中國非先經過國民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直接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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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共產國際用電報把這個結論發給中共中央，李達說：「當時我們不懂國民革命是甚麼。同年夏，張國燾和十多位青年團員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帶來了國際指示，也帶回許多文件。」[54]於是，就在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上作出了當前的任務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決定。會後，共產國際東方部繼續討論研究，又得出了「國民革命論」的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必須在國民革命中掌握領導權，並且寫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55]這個文件因故在中共「三大」後才傳到中國。之後，維經斯基等人，通過與中共旅莫支部討論的方式，把這個結論灌輸給當時在蘇留學的中共黨員。[56]1924年暑期後，這批黨員陸續回國，擔任了中共各級重要的領導職務，如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長，陳延年任廣東區委書記，尹寬任山東省委書記，趙世炎任北京地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宣傳部長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協助李大釗主持北方區委工作，鄭超麟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嚮導》編輯，王若飛任河南省委書記，羅亦農任江浙區委書記，等等。他們團結一致，在黨內貫徹「國民革命論」。同時，維經斯基也再次奉命來華，與彭述之等一起，幫助籌備中共「四大」，負責起草大會文件，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這時由於貫徹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與聯共在華謀求蘇俄民族利益的方針還沒有發生衝突，因此，莫斯科沒有干擾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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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導》周報，第一百八十五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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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瞿秋白、鄧中夏先後批評陳獨秀之後，中共「四大」前夕，彭述之寫了《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陳獨秀的觀點，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要資產階級來參加國民革命，已是難能之事，若望其來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寧非夢想」，並指出：「中國工人階級之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性與覺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57]彭述之的觀點走得更遠。他後來轉向托派，成為超越陳獨秀的極左派多數派領袖，甚至第四國際的首領之一，就不是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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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後來說：這篇文章寫成後，「把文稿送給陳獨秀，請他寫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東西，我的用意是，要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並欲批評我的這個問題上，引起公開的討論」。[58]彭述之當時已經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擺出了一副挑戰者的架勢，希望引起與陳獨秀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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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怎樣表示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長，他可以不理睬中央委員瞿秋白、鄧中夏的意見；現在，對於共產國際的決定並且要寫入「四大」文件，他不能迴避了。他讀了彭述之的文稿後，寫了題為《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的教訓》的回應文章，與彭文一並發表在同一期《新青年》季刊上。因為他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本來就沒有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說他有這個思想是一種誤解，因此他不存在與人爭論的問題，反而可以趁此機會澄清人們的誤解。陳獨秀強調說：「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主義天然敵對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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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期望的那種情況——「陳獨秀反對革命領導權」，沒有出現。陳獨秀當時沒有採用已經通用的「領袖」和「領導者」這個詞來表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思，這顯然是考慮到了當時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即力量還小，又是以參加國民黨的形式進行革命，所以，所謂「領導權」只能通過「督戰者」的方式來實現，也就是要對孫中山國民黨進行監督和批評。陳獨秀在這裏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又避免了中共可能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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