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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共產國際用電報把這個結論發給中共中央，李達說：「當時我們不懂國民革命是甚麼。同年夏，張國燾和十多位青年團員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帶來了國際指示，也帶回許多文件。」[54]於是，就在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上作出了當前的任務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決定。會後，共產國際東方部繼續討論研究，又得出了「國民革命論」的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必須在國民革命中掌握領導權，並且寫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55]這個文件因故在中共「三大」後才傳到中國。之後，維經斯基等人，通過與中共旅莫支部討論的方式，把這個結論灌輸給當時在蘇留學的中共黨員。[56]1924年暑期後，這批黨員陸續回國，擔任了中共各級重要的領導職務，如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長，陳延年任廣東區委書記，尹寬任山東省委書記，趙世炎任北京地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宣傳部長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協助李大釗主持北方區委工作，鄭超麟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嚮導》編輯，王若飛任河南省委書記，羅亦農任江浙區委書記，等等。他們團結一致，在黨內貫徹「國民革命論」。同時，維經斯基也再次奉命來華，與彭述之等一起，幫助籌備中共「四大」，負責起草大會文件，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這時由於貫徹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與聯共在華謀求蘇俄民族利益的方針還沒有發生衝突，因此，莫斯科沒有干擾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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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導》周報，第一百八十五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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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瞿秋白、鄧中夏先後批評陳獨秀之後，中共「四大」前夕，彭述之寫了《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陳獨秀的觀點，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要資產階級來參加國民革命，已是難能之事，若望其來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寧非夢想」，並指出：「中國工人階級之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性與覺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57]彭述之的觀點走得更遠。他後來轉向托派，成為超越陳獨秀的極左派多數派領袖，甚至第四國際的首領之一，就不是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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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後來說：這篇文章寫成後，「把文稿送給陳獨秀，請他寫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東西，我的用意是，要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並欲批評我的這個問題上，引起公開的討論」。[58]彭述之當時已經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擺出了一副挑戰者的架勢，希望引起與陳獨秀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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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怎樣表示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長，他可以不理睬中央委員瞿秋白、鄧中夏的意見；現在，對於共產國際的決定並且要寫入「四大」文件，他不能迴避了。他讀了彭述之的文稿後，寫了題為《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的教訓》的回應文章，與彭文一並發表在同一期《新青年》季刊上。因為他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本來就沒有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說他有這個思想是一種誤解，因此他不存在與人爭論的問題，反而可以趁此機會澄清人們的誤解。陳獨秀強調說：「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主義天然敵對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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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期望的那種情況——「陳獨秀反對革命領導權」，沒有出現。陳獨秀當時沒有採用已經通用的「領袖」和「領導者」這個詞來表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思，這顯然是考慮到了當時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即力量還小，又是以參加國民黨的形式進行革命，所以，所謂「領導權」只能通過「督戰者」的方式來實現，也就是要對孫中山國民黨進行監督和批評。陳獨秀在這裏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又避免了中共可能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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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在無產階級掌握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問題上，思想達到了一致。陳獨秀以這個思想主持了1925年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都貫徹了這個思想。陳獨秀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採用「總書記」這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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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是否放棄革命領導權問題上，黨內一些幹部對陳獨秀的誤解完全消除。以後的事實表明，陳獨秀在大革命中一直堅定地貫徹「四大」精神，以各種方式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對革命的領導權，當他對革命還有所影響的時候，例如五卅運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革命就取得勝利，而當他被迫執行莫斯科的妥協方針而失去領導權時，共產黨失去獨立性而淪為附庸時，革命就受挫折和失敗。從社會發展規律上說，當時中國需要發展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民主主義的制度，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由於當時及以後一段很長的歷史時期中，共產黨領導人總是在革命取得一些勝利後，特別是取得政權後，立即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違背歷史客觀規律的。所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從根本上不可能取得徹底的勝利，或勝利了又得退回去。這是陳獨秀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直到毛澤東、鄧小平等一切領導人的悲劇，而且是歷史決定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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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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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攜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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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中旬，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後回到長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個湖南黨支部，任書記。然後，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納入中央領導軌道，貫徹11月中央《通告》中佈置的任務。湖南黨組織與黨中央之間建立起下級與上級的關係，當時這種關係是相當融洽的。陳獨秀十分關心並支援湖南的工作，毛澤東則較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務，並積極爭取中央對湖南工作的幫助。當時湖南黨的工作重點放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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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員，提前完成建立長沙區委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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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規定明年7月前各區必須各發展30名同志，成立區委。湖南黨支部成立後，於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區的黨員發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長沙區委的機構，為中共二大的及時召開和建立中央委員會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本人本來是要參加黨的二大的，因忘記了開會地址，未果。1923年初，湖南黨員發展到40多人，佔全國黨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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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湖南建黨過程中，黨中央也給了必要的幫助。為了幫助解決缺少有理論有經驗的黨的幹部問題，1921年11月下旬，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陳獨秀與陳公培介紹他倆入黨後，在中央幹部也感奇缺的情況下，只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澤東對李特別倚重，讓李任中共湘區委員及團區委委員，並派他到當時工運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去後建立起湖南第一個產業工人黨支部，緊接着就發動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又如：1922年5月，陳獨秀又應毛澤東的要求，派在團中央工作的張秋人到湖南任教，以衡陽第三師範為掩護，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區的黨組織，並於次年春，發動起震動全省的「三師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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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發展工人運動，成為第一次工運高潮中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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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央《通告》指示全黨全力組織影響全局的鐵道工會，毛澤東在粵漢鐵路上幾個工會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建設中，花了較多的精力。除了他親自深入工人中去外，他還在陳獨秀的支持下，派李立三、劉少奇、蔣先雲、郭亮等得力幹部，去各地組織工會、辦工人夜校，因此在1922年至1923年初湖南的工運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共建立了二十多個工會，會員四、五萬人。重大的工会都由區委直接領導，毛澤東還出任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大大完成中央的任務，因為中央只是要求「各區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在這個基礎上，湖南的工人運動開展起來，到1923年2月8日，大規模的罷工達八次之多。「二七」慘案後，各地工運成果相繼喪失，惟獨湖南工運安然不動。安源工人俱樂部曾被譽為「小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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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過程中，陳獨秀給予了許多支持和幫助。例如，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原湖南勞工會領袖黃愛、龐人銓被爭取過來，在1922年1月指導長沙第一紗廠罷工鬥爭時被軍閥趙恒惕殺害。毛澤東向中央建議派李立三陪同黃愛父親到上海向社會各界控訴軍閥罪行。陳獨秀完全支持毛澤東的建議，並決定不僅在上海，而且指示天津、北京、廣州等地也開這種追悼大會。上海的追悼大會由與陳獨秀一起開闢工人運動的李啟漢主持，陳獨秀親自參加並發表演說，接着，陳獨秀向趕來參加追悼會的毛澤東佈置了5月初在廣州舉行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的任務。毛澤東回湘後立即選派易禮容等三人為代表參加「勞大」。陳獨秀指導的這次大會特別關照湖南的運動，通過了「湖南勞工會黃、龐二君被殺及香港罷工沙田海員被殺案」，決定每年1月17日為黃、龐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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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黃龐烈士特制的紀念章並親筆題寫“黃龐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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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真發展青年團，成為全國青運的一面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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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5日，在陳獨秀指導下召開了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了新的團章和綱領，強調「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團體」。[60]毛澤東在這年3月與陳獨秀一起參加上海追悼黃愛、龐人銓大會時，就得知改組青年團消息，立即回湘佈置，並於6月7日至15日三次致信團中央索要「千份」新團章，並說衡陽一縣，已有團員50餘人，而且「都是好的」。中央《通告》這年7月全國團員達到2，000人，而衡陽一個小縣這時已有50人；長沙一區就要團章「千份」。為此，陳獨秀十分讚賞長沙區委的工作，曾決定團的二大在長沙舉行，後來因長沙發生「六一慘案」，局勢惡化，改在南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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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區的成績引起了黨中央的特別注意。在緊接着召開的黨的「三大」上，陳獨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報告中，批評了上海、北京、武漢等地的工作，惟獨表揚了湖南。他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影響之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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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在馬林的《工作記錄》上也有反映。他在寫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的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的工作報告中說，《嚮導》周報的銷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青年團的「情況很糟」，中央機關報「《先驅》12期，但有5，000冊沒發出去。長沙小組最好，那裏的團員人數230，上海110，廣州40，浙江40，濟南府20，安徽15，山西20」。[62]在說到黨的經費時，馬林又報告說：「我告訴（中共）同志們，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只有在湖南，我們有一個最好的組織，那裏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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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早就有意調毛澤東到中央工作的想法。正好，由於國共合作方針確立後，一是全國工作的開展，任務繁重起來；二是由於黨內合作的方式遭到一些幹部的反對而退黨，中央工作幹部缺少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正好，這時李維漢從法國回國。1923年1月，中央決定派李去湖南擔任區委書記，接替毛澤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