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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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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攜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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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中旬，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後回到長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個湖南黨支部，任書記。然後，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納入中央領導軌道，貫徹11月中央《通告》中佈置的任務。湖南黨組織與黨中央之間建立起下級與上級的關係，當時這種關係是相當融洽的。陳獨秀十分關心並支援湖南的工作，毛澤東則較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務，並積極爭取中央對湖南工作的幫助。當時湖南黨的工作重點放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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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員，提前完成建立長沙區委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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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規定明年7月前各區必須各發展30名同志，成立區委。湖南黨支部成立後，於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區的黨員發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長沙區委的機構，為中共二大的及時召開和建立中央委員會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本人本來是要參加黨的二大的，因忘記了開會地址，未果。1923年初，湖南黨員發展到40多人，佔全國黨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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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湖南建黨過程中，黨中央也給了必要的幫助。為了幫助解決缺少有理論有經驗的黨的幹部問題，1921年11月下旬，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陳獨秀與陳公培介紹他倆入黨後，在中央幹部也感奇缺的情況下，只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澤東對李特別倚重，讓李任中共湘區委員及團區委委員，並派他到當時工運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去後建立起湖南第一個產業工人黨支部，緊接着就發動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又如：1922年5月，陳獨秀又應毛澤東的要求，派在團中央工作的張秋人到湖南任教，以衡陽第三師範為掩護，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區的黨組織，並於次年春，發動起震動全省的「三師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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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發展工人運動，成為第一次工運高潮中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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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央《通告》指示全黨全力組織影響全局的鐵道工會，毛澤東在粵漢鐵路上幾個工會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建設中，花了較多的精力。除了他親自深入工人中去外，他還在陳獨秀的支持下，派李立三、劉少奇、蔣先雲、郭亮等得力幹部，去各地組織工會、辦工人夜校，因此在1922年至1923年初湖南的工運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共建立了二十多個工會，會員四、五萬人。重大的工会都由區委直接領導，毛澤東還出任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大大完成中央的任務，因為中央只是要求「各區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在這個基礎上，湖南的工人運動開展起來，到1923年2月8日，大規模的罷工達八次之多。「二七」慘案後，各地工運成果相繼喪失，惟獨湖南工運安然不動。安源工人俱樂部曾被譽為「小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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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過程中，陳獨秀給予了許多支持和幫助。例如，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原湖南勞工會領袖黃愛、龐人銓被爭取過來，在1922年1月指導長沙第一紗廠罷工鬥爭時被軍閥趙恒惕殺害。毛澤東向中央建議派李立三陪同黃愛父親到上海向社會各界控訴軍閥罪行。陳獨秀完全支持毛澤東的建議，並決定不僅在上海，而且指示天津、北京、廣州等地也開這種追悼大會。上海的追悼大會由與陳獨秀一起開闢工人運動的李啟漢主持，陳獨秀親自參加並發表演說，接着，陳獨秀向趕來參加追悼會的毛澤東佈置了5月初在廣州舉行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的任務。毛澤東回湘後立即選派易禮容等三人為代表參加「勞大」。陳獨秀指導的這次大會特別關照湖南的運動，通過了「湖南勞工會黃、龐二君被殺及香港罷工沙田海員被殺案」，決定每年1月17日為黃、龐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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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黃龐烈士特制的紀念章並親筆題寫“黃龐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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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真發展青年團，成為全國青運的一面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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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5日，在陳獨秀指導下召開了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了新的團章和綱領，強調「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團體」。[60]毛澤東在這年3月與陳獨秀一起參加上海追悼黃愛、龐人銓大會時，就得知改組青年團消息，立即回湘佈置，並於6月7日至15日三次致信團中央索要「千份」新團章，並說衡陽一縣，已有團員50餘人，而且「都是好的」。中央《通告》這年7月全國團員達到2，000人，而衡陽一個小縣這時已有50人；長沙一區就要團章「千份」。為此，陳獨秀十分讚賞長沙區委的工作，曾決定團的二大在長沙舉行，後來因長沙發生「六一慘案」，局勢惡化，改在南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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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區的成績引起了黨中央的特別注意。在緊接着召開的黨的「三大」上，陳獨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報告中，批評了上海、北京、武漢等地的工作，惟獨表揚了湖南。他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影響之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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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在馬林的《工作記錄》上也有反映。他在寫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的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的工作報告中說，《嚮導》周報的銷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青年團的「情況很糟」，中央機關報「《先驅》12期，但有5，000冊沒發出去。長沙小組最好，那裏的團員人數230，上海110，廣州40，浙江40，濟南府20，安徽15，山西20」。[62]在說到黨的經費時，馬林又報告說：「我告訴（中共）同志們，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只有在湖南，我們有一個最好的組織，那裏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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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早就有意調毛澤東到中央工作的想法。正好，由於國共合作方針確立後，一是全國工作的開展，任務繁重起來；二是由於黨內合作的方式遭到一些幹部的反對而退黨，中央工作幹部缺少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正好，這時李維漢從法國回國。1923年1月，中央決定派李去湖南擔任區委書記，接替毛澤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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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黨的主要工作是準備「三大」和與國民黨建立合作，並幫助國民黨改組。在這些方面，毛澤東成了陳獨秀最得力的助手。6月上旬，二人一起到廣州參加中共「三大」預備會議。三大12–20日在廣州舉行。會議由陳主持，討論了三大的各項決議案和中央人選。張國燾依然不同意黨內合作方式，尤其不同意全體黨員和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員。毛澤東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戰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份，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會議否定了張國燾的意見，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中央局。陳為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二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澤東這個秘書具有相當大的權力。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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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結束後，陳獨秀、毛澤東兩人署名共同簽發了一系列文件，如1924年的《中央通告》第十三號（關於開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第十四號（關於一致戮力申討賣國殃民的直系軍閥吳佩孚）、第十五號（關於反對國民黨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號（關於揭露江浙軍閥戰爭的反動性質）、第二十一號（關於加強黨內組織工作）、第二十二號（關於幫助國民黨改組）等等。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經常代表中央獨立簽發文件，指導地方工作，可見陳獨秀對他的信任。例如，這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導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國民黨總務部的委託，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同時又代表中央指導團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原由陳獨秀兼）以後，他與陳獨秀的關係更是密切，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簽發關於籌備中共四大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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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人在中共「三大」上的發言，和他們寫的文章及簽發的文件來看，二人在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總的來說是一致的。毛澤東與陳獨秀配合主持黨中央工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貫徹共產國際指示，幫助國民黨改組並大力發展國民黨組織；堅決維護國共合作；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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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力發展國民黨，原先國民黨在湖南基本上是個空白，1923年9月中旬，毛澤東即遵照中共中央決定並受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共產黨員）的委託，回長沙籌建了湖南國民黨的系統組織。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後，毛又受陳委派，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出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文書科代理主任（主任邵元沖）和組織部秘書（部長胡漢民）。但上海執行部的重大問題，則由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和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協商決定。毛澤東為國民黨重點地區上海的組織建設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月10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通過，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部長汪精衛因是國民政府主席，事繁不勝兼理），為加強國民黨中央、上海和廣東國民黨組織又付出了巨大精力。在國共合作和國民黨發展史上，陳獨秀和毛澤東都佔有重要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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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民黨右派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自從1922年孫中山確立「容共」（共產黨稱「聯共」）方針起，國民黨內謝持、鄒魯、鄧澤如等人一直持反對態度。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他們11月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另立中央，通過一系列反蘇反共決議。以中派面目出現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幫助，發表小冊子，宣稱兩黨「共信不立」，要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理論，或退出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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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發表了《給戴季陶的一封信》、《戴季陶與反共派運動》、《戴季陶之道不孤矣》、《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等，給予批駁。毛澤東配合陳獨秀的行動，在國民黨的一大上，與李大釗等人一起，抵制了右派提出的共產黨員不能「跨黨」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反對國民黨右派鬥爭策略問題，他與陳獨秀聯署發出《中央通告》第十五號。這個文件表明，當共產國際的指示對於中共來說較正確時，陳獨秀、毛澤東等在執行國共合作方針時，也是正確的。遵照「團結左派，打擊右派，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爭取革命領導權」方針，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促使國民黨中央開會，指出戴書只是「個人意見，並未經中央鑒定」，並通告各級組織，「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還通過毛澤東提議，調戴來廣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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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三、四年陳獨秀的提攜和工作中的鍛鍊，毛澤東迅速成長起來，特別在認識中國社會各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領導全黨和全國的革命運動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為日後成為中共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6年3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就是他在這方面的一個總結。傳統觀念總是把毛澤東的這篇文章視為批判陳獨秀1923年兩篇「右傾機會主義」文章的武器，是完全顛倒黑白的。實際上，這篇文章既吸收發展了陳獨秀兩篇文章的成果，又總結了他在陳獨秀指導下的工作經驗。這時期二人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而陳獨秀對毛澤東則給予了更多的幫助，絕不是互相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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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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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孫中山，馬林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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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1923年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及其他類似文章和講話、報告是「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是誤解，最有力的證明是從1923、1924年國共合作方針確立開始，陳獨秀就旗幟鮮明地、不屈不撓堅持對孫中山國民黨的錯誤路線、方針、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如陳所說起「督戰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