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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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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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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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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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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越飛致斯內夫利特的電報〉（1923年5月11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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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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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5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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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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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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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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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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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六 為捍衛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的獨立性而鬥爭（1923–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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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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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鮑羅廷的初次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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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羅廷這位帶着莫斯科新方針的國民黨和孫中山高級顧問，用鄭超麟的話說，由於口袋中帶着大量的「草」——當時國民黨急迫需要的經費和軍事援助，而且能與莫斯科最高當局直接聯繫，比馬林初來時更是不可一世。當時任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的加拉罕在向孫中山推薦信中甚至這樣說：「莫斯科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地感受到我們的政府在廣州缺少一個常駐的、負責的代表（從這裏看出，莫斯科所以把馬林撤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不是俄國人——作者）。隨着鮑羅廷的被任命，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鮑羅廷同志是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工作很多年的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請您不僅把鮑羅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我個人的代表，你可以像同我談話一樣，坦率地同他交談。你可以相信他所說的一切，就像我親自告訴您的一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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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鮑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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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鮑羅廷到達廣州，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國民黨改造成俄國需要的樣子，催促孫中山立即改組國民黨。由於當時孫中山處於十分大的困難之中，而鮑羅廷手中有援助，孫中山積極回應。18日，就寫聘請鮑為中國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委任書。25日，召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討論並落實原由馬林和陳獨秀擬定的改組計畫。會上，孫中山指派九名中央委員和五名候補委員組成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具體進行改組工作。譚平山（中央委員）和李大釗（候補委員）兩位共產黨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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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國民黨內立即出現一股強烈反對共產黨加入的勢力，特別是在上海。國民黨中央委員鄧澤如甚至寫信給孫中山，攻擊國共合作是「陳獨秀的共產黨利用我黨之陰謀」。對此，陳獨秀在內心深處雖然對黨內合作的方針有些動搖，如當時一直反對加入國民黨的張國燾寫信給維經斯基時幸災樂禍地說的：陳獨秀來信表示「現在感到三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我們同國民黨關係的政治論斷，不太切合實際」；「這很清楚地證明，陳獨秀和馬林同志的計劃遇到了困難，目前不能兌現。」[2]但是在行動上，陳獨秀還是努力維護共產國際的方針，對國共雙方內部的反對勢力儘量做工作，除了發表上述《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外，1924年1月8日，給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一封信中，對國民黨改組後的章程提出修改意見，主張吸收黨員「固鄭重將來，加以嚴密的規定，以慎其始也」。第二天《民國日報》在頭版頭條《言論》欄，發表《介紹一個「黨」的意見》，摘錄陳獨秀信中有關黨員資格及入黨手續修改意見，稱讚陳信「很有見解，提出了幾個有價值的意見」，「其中最有警策的一點，就是分子的選擇和審查，……沒有好分子，斷不會有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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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另一位中央委員鄒魯以及骨幹馮自由、馬素等說改組後「國民黨赤化了」，「是共產派利用國民黨做共產主義的運動」。陳獨秀駁斥說：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是因為「知道革命的勢力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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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者加入國民黨，乃是因為殖民地的中國國民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重要，決不是因為想要赤化國民黨利用國民黨來做共產運動而加入的；因為共產黨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動機，都截然和國民黨不同，是斷然利用不來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之目的與動力都截然不同，共產派的人有何神通能夠利用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來做階級爭鬥的共產運動？……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當然不免而且應該包容許多大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在內；共產派有何方法能以利用這班資產階級，來做共產運動，來革資產階級他們自己的命？共產派如果這樣頭腦昏聵，他們還懂得共產主義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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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辯駁是合情合理，光明磊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