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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人有時舉行集會，好像他們總共只有40人（陳獨秀在1923年7月中共三大上說「現在共有黨員420人」——引者），他們研究共產國際的提綱，因為已譯成中文，好像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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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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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把加入國民黨而又不能暴露身份的共產黨當作是他們的「私生子」。[7]於是，他就一頭札進廣州國民黨的懷抱，為了俄國的利益，竭力扶持國民黨並與之進行一系列政治交易，共產黨只是他與國民黨領導人進行交易中的籌碼，結果總是讓中共充當國民黨的苦力、附庸和犧牲者。所以，他對共產黨在國民黨改組後如此努力為發展國民黨服務而沒有因保持獨立性及爭奪領導權鬧矛盾，表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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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史太林在聽了鮑羅廷彙報後，也一度產生了同情中共的心緒，但又認為是「必然」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當時給加拉罕的一封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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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羅廷最近的通報並未使我們感到滿意。第一，根據這些通報判斷，很難想像在中國存在着這個國家的解放運動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產黨。……在鮑羅廷的通報中卻應該給予共產黨實際作用以相應的注意和位置……讓俄共和國家領導同志瞭解中國解放運動中真實力量對比」；「幾天前，在同斯大林同志的一次長時間交談中就瞭解到，在他的印象中，共產黨人已溶化在國民黨內，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一般都受到國民黨的『虐待』。斯大林同志對共產黨人的這種寄人籬下的處境表示遺憾，認為也許在中國現在的這種處境是歷史的必然。當向他說明共產黨有自己的組織，比國民黨更團結，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享有批評權，國民黨本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同志做的等等情況時，他感到很驚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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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維經斯基對中共的態度是與鮑羅廷不一樣的。他約在1924年4月中旬來華先到北京，在瞭解北京共產黨人發展國民黨組織的情況後發現，由於共產黨人的努力，當時北京的國民黨員已經有1，300名，但是，兩黨黨員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卻日益尖銳。為此，他批評說：「我們的同志完成對國民黨的工作，像是履行必要的和很重要的義務。但是他們對這種義務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我們的同志必須謹慎從事，但終歸要十分明確地說明，在國民黨內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在從國民革命運動的角度看確實合適的地點和時間為他們做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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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糾正這個傾向，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到上海推動並參加了中共中央第一次擴大全會（5月10–15日）。會前，他與陳獨秀等人「不斷地開會」。陳獨秀介紹的國民黨內右派勢力強大的情況，給維經斯基以深刻的印象。會上，「關於在國民黨內工作的問題引起了非常激烈的爭論，許多工人對共產黨實際上被溶化在國民黨中表示反對，甚至有人主張與國民黨決裂」，[10]最後通過決議，改變一系列重大認識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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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變過去共產國際決議通過的關於國民黨是一個「包含四個階級的民族革命集團」的含混說法，肯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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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變鮑羅廷必欲把國民黨變成一個真正有紀律、有組織的革命黨的計劃，指出「國民黨依它的社會成份（階級分子）及歷史上的關係看來，客觀上不能嚴格的集中主義及明顯的組織形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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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變中共三大關於「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的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的決定，指出「宣傳更重於組織」，「我們當贊助國民黨辦好組織機關，引進思想上接近國民黨的分子，然而這不能作為我們在國民黨裏的唯一主要工作」。「共產黨的責任，就是使國民黨不斷的有規劃的宣傳『宣言』（指國民黨一大宣言——引者）裏的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要求民權的原則。決不能先求國民黨數量上的擴大，而後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也不能認組織與宣傳是「同等重要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幫國民黨強大了，不去反帝反封建，而轉過頭來反共怎麼辦？——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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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變過去籠統支持國民黨的方針，應當把國民黨分析成左派和右派。而「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伍」。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減殺右翼勢力」。「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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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堅持共產黨的基本立場，保持對國民黨的批評自由。「我們仍要求國民黨內的批評自由，我們便能在國民運動的根本問題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錯誤（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在我們自己的機關報上，在國民黨的機關報上，在種種集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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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會議強調：黨現時的根本任務是「在大產業的工人裏擴大我們的黨」；「組織純粹階級的鬥爭的工會」；「不必幫助國民黨組織滲入產業無產階級，不然，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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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這次會議的精神是強調階級鬥爭，強調保持國共合作中的共產黨的獨立性，強調共產黨自身的組織的發展，強調團結和訓練工農群眾的階級精神和階級意識，使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國民革命，才能「防止資產階級的妥協，民族解放才能徹底」。一句話，就是要爭奪革命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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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當時陳獨秀的主要思想，並且得到維經斯基的支持，也得到共產國際執委內部一些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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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陳獨秀在中央擴大會議後，馬上向廣州的鮑羅廷提出公開共產黨人左派面目、使派別鬥爭合法化的問題，共產黨也就取得批評國民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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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鮑羅廷認為：「中國國民黨宗旨最適用，中國尚可應用一百年」；所以，「第三國際認定中國革命，只能用國民黨黨綱。不能用他種主義。故使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全部加入國民黨。如有不奉命令者，則認為違反命令。」恰巧在這時（6月），因發現共產黨和青年團在國民黨內建立黨團事件，國民黨右派再次掀起更大的反共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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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謝持、張繼，發現一本小冊子，內容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其中有關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和團員組織黨團以指導黨團員工作的內容。於是，他們在18日以此為證據，再次向孫中山提出彈劾共產黨，聲稱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對國民黨自身的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主張國民黨內絕不宜「黨中有黨」。實際上，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後，陳獨秀等人發表的任何批評國民黨的言論，都被國民黨人看作「黨員反黨」的證據，從而接連發生檢控共產黨人違紀、進而連署反對共產黨「跨黨」的案件。在這次彈劾案之前，此類案件已有20多起，黨員達2，000餘人。7月3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十次會議，對鄧澤如等彈劾案提出三點意見：（一）須有表示態度的宣言；（二）應開中央全會討論辦法；（三）呈請孫中山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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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由汪精衛、邵元沖起草的這個宣言發表，稱已加入本黨的共產黨人，言論、行動有分道而馳的傾向，於是反對派借此肆意挑撥，同志間遂由懷疑而發生隔閡。中央委員會鄭重聲明：「對於規範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如有違背者，本黨必予以嚴懲，以整肅紀律。」這是一個明顯的反共宣言，因此在國民黨內掀起了新一陣反共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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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陳獨秀一再在共產黨的機關報上批評國民黨的路線，這次孫中山卻不像上次那樣去反擊右派，而是站到了右派的一邊，利用反共浪潮，壓一下陳獨秀，用紀律來制裁共產黨，決定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對共產黨的彈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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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本來把孫中山視為國民黨左派，孫中山在接受國共合作方針時也答應改組國民黨，包括改變舊的路線政策，因此，陳以為對其堅持適度的批評不至於引起嚴重問題。但是，現在看到孫不去反帝和壓制右派，而來壓制共產黨，深感意外。7月13日，他寫信給維經斯基，在講述國民黨將開中央全會「討論和決定所謂的共產黨問題」後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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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制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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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孫中山和另外幾個領導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是左翼理論家），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着黨的所有機構。在他們的對內政策中表現出反工人傾向，而在對外政策中表現出反蘇傾向……您須要緊急給鮑羅廷同志發一份電報，請他提供實際情況報告。我們期待你們將根據他的報告制訂共產國際的新政策。我們認為，對國民黨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們應該有選擇地採取行動，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應譯成「製造」——引者）反對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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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話有些偏激，但指出國民黨內右派勢力之強大，共產黨（自然包括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不能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否則將是「幫助我們的敵人」，這種認識是十分尖銳而深刻的。大革命的結果，不幸而被其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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