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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進展到8月中旬，以上海和省港大罷工以及南京、青島、河南、北京的局部罷工為主力軍的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如陳獨秀所說的顯示出了「極偉大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卅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對這個勝利，陳獨秀總結為這樣幾個成果：一、反帝統一戰線的形成。由工人總罷工的帶動，「學生、手工業者、小商人，甚至於大資產階級都起來奮鬥，始則在上海，隨後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接着後援會、雪恥會等組織遍於全中國南北各地」；二、工會組織的廣泛建立，工人階級開始走上政治舞臺，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群眾的工會組織，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尤其是沿鐵路一帶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國的工人階級第一次得着這樣偉大的政治上組織上的訓練，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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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還有第三個重大成果，即極大地發展了共產黨的組織，通過這次運動，共產黨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轉折：終於由一個知識份子的小團體，發展成為一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有重大影響的群眾性政黨。黨員人數由年初中共四大時的994人，運動結束後的10月，達到了3，000人，年底更達到了一萬人，比運動前增加了十倍。這是因為中共中央趁成功領導運動而在群眾中威信大增、在運動結束時大力發展黨員的結果。8月18日，中共中央與青年團中央聯合發表宣言《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指出「向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決死的鬥爭」是艱巨而長期的，「這是很長期的工作，要組織得好，要有耐久的戰鬥力，要有統一的政治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便是共產黨……大家趕快加入中國共產黨，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證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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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和軍閥武裝的鎮壓和破壞，大、中、小資產階級在他們的壓迫下先後退出了戰鬥，陷工人階級於孤軍作戰的困境。少數先進工人想以武裝暴動來救此危機。在這緊急的關頭，如何結束運動，對年輕的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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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陳獨秀立即發表多篇文章，果斷改變6、7月份堅決進攻的策略，指導運動在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勝利成果的情況下，轉向防禦與收縮，即「從全國性質的民族爭鬥，變成經濟的爭鬥和地方性質的民族爭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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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禦上海、香港罷工孤立的危險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的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就改變上海、香港罷工的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應該提議委託南北政府聯合組織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准他對外讓步，使他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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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確否定了武裝暴動的主張，指出：「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並且應該是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拼命』辦法，想借此洩憤，或拿他來代替現時困難的爭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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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所發的幾個通告中，也都表示了這樣的精神，要求罷工工人有組織地「復工」：「先求達到經濟上法律上的要求，團結在工會裏面。你們既是有組織的罷工奮鬥，你們也要有組織的上工。」[30]革命形勢的發展總是曲曲折折的，有高潮，有低潮。因此領導者的策略也應該有進攻和防禦、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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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陳獨秀6、7月份發表的主張，提倡甚麼，反對甚麼，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實踐，已經使陳獨秀相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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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還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黨中央能執行能有這樣的轉變和靈活的策略，是與當時共產國際的指導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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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運動爆發前夕，共產國際及其指導者聯共中央領導人的思想也是比較激進的。1925年5月18日，史太林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演講，在講述東方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時強調，共產黨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建立工人與資產階級聯盟時，必須「保證無產階級有這個聯盟當中的領導權」，「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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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爆發後，共產國際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發展，並很快意識到中國的鬥爭具有以往沒有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親自撰寫了《上海事件的世界歷史意義》，指出：「讓外國帝國主義軍隊滾出中國去！」，這一口號，使「中國工人正在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中一個重要因素」，「中國的無產階級正處於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哨。」[32]因此，共產國際多次作出決定，號召各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支持中國工人的鬥爭」，監督各國政府「不准干涉中國」。各國人民廣泛回應，特別是英國工黨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抗議英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並要求英國軍隊全部撤離中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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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共產國際還派維經斯基到中國來直接幫助中共中央領導運動。這是6月25日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的決定，給維經斯基的指示是：一、「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的加劇。」——這就是運動初期陳獨秀和黨中央發表一系列激進主張和宣言的背景之一；二、「一定要防止發生殺害和毆打外國人事件，……以使帝國主義者不便進行尖銳的武裝干涉。這種警告首先應由中國共產黨提出。」——這顯然是吸收歷史上義和團運動的教訓，無疑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注意了這一點，從而使運動一直健康地發展；三、「採取措施，使現在的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善意的中立態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讓政府分裂和癱瘓，以使帝國主義者無法用中國政府來掩蓋其反革命行徑。」[34]陳獨秀派李立三持虞洽卿的介紹信到北京做財政總長李思浩的工作，爭取其支持運動，就是貫徹這個指示。這個工作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運動高潮時，維經斯基發回莫斯科的文章說，「甚至有一些中國軍閥也參加了反帝鬥爭」；「曾同日本攜手合作的軍閥張作霖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呼聲，以免在北京和自己老巢奉天引起眾怒。」[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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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五卅運動到了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轉折關頭。當時形勢非常複雜，到底是把運動繼續推向前進，甚至武裝暴動呢，還是退卻？無論共產國際或中共中央都發生了分歧。陳獨秀是傾向後者。維經斯基瞭解情況並與陳獨秀幾次長談後，也轉向陳，並報告了莫斯科。據當時上海工部局偵探7月8日報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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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眼線說，布爾什維克分為三個階層，第一階層包括第三國際（在俄國）的成員，第三國際把代表派遣到中國來煽動罷工並指導中國的布爾什維克活動。第二階層包括中國的高級布爾什維克，其執行委員會包括如下人員：1，陳獨秀，執行委員會主席，在第三國際代表的指導下，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方向。他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除非經過偽裝之後。他最近延長了在上海的停留；在滬期間，他幾次造訪在哈同路附近湧泉路上的中華書局。在同一地點，陳幾乎連續兩夜徹夜不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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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說的第三國際代表，顯然是指維經斯基。二人談話具體內容當然無從知曉，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基本上可以假設為：維來華時，莫斯科的指示是推動運動繼續向更高潮發展。但到達上海時，看到運動正在向低潮轉折，於是不得不與陳獨秀多次長時間的討論與研究，最後陳獨秀說服了他。維如實地向莫斯科報告，並加以說服：應當逐步採取退卻措施。此其一；其二，雙方討論7月6日莫斯科發來的信，信中表示了同樣的疑慮：「中國事態正接近轉折關頭，現在還不能預言，轉折將以何種形式如何具體地實行？但有一點是沒有爭議的，即這種轉折在不遠的將來必定要發生，而中國共產黨應該對此有所準備。党應做些甚麼準備工作呢？」——維、陳討論的，可能就是這個問題以及信中提供的以下四點建議：力爭使党成為「群眾性的政黨」；掌握實際上的領導權；爭取農民是關鍵的關鍵（由於運動較快走向低潮，中共當時人員太少，未能顧及。但是，運動結束以後認真研究了這個教訓，利用國民黨農民部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和農民武裝）；學會從進攻轉向退卻，從公開轉向秘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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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維經斯基與陳獨秀討論及運動實際情況報告後，7月2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決定更明確地指示：「來自中國的報告以及共產國際的意見，運動正在走向低潮，必須採取措施保證有組織地脫離罷工鬥爭，最大限度地鞏固業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據以可能更有利地結束罷工的具體要求把結束罷工同準備進一步的鬥爭聯繫起來。」[38]8月4日維經斯基在北京與加拉罕研究貫徹這個指示後給莫斯科的信報告說：「今天我們制訂了一個行動綱領，根據這個綱領，我們將在上海和香港的罷工運動『剎車』。基本意思是工人繼續罷工，不用全國性口號，而用經濟性和地方民族性口號」；「我們是這樣設想以後的策略的。先提出經濟要求和地方民族要求，為同外國企業主的交涉打下基礎，然後，我們聲明（即向工人群眾說明），工人不得不退讓的主要原因……工人們宣佈自己的最低要求，一旦得到滿足他們就返回工作崗位，同時通過工作理事會宣佈，他們將支援北京政府」，條件是「它將繼續為廢除不平等條約和為滿足爭取獨立……而鬥爭」。[39]——這就是8月份中共中央幾個宣言和陳獨秀幾篇文章對運動策略急轉彎以及五卅運動逐步收束的主要背景。而且，在收束時，維經斯基還幫助黨中央「對已開始的鎮壓行動做了準備，建立了工會的地下機構，通過我們的黨團加強了對工會的領導，建立了黨團與黨的地方和地區委員會之間的密切聯繫」。[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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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見，當時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畢竟是久經鍛鍊的有豐富鬥爭經驗的領導者，所給予的指示（從戰略、策略到具體辦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剛剛成立四年的黨，領導如此大規模的革命運動缺乏必要的經驗。因此以上指示無疑對中共是極大的幫助，是保證這次運動成功的重要條件。尤其是維經斯基，他為指導和幫助陳獨秀黨中央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總之，五卅運動期間，可以說是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關係最融洽的時期（這種情況與以後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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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雖然當時帝國主義與軍閥當局竭力攻擊和挑撥中蘇關係，挑撥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共中央非但不隱瞞和回避這種關係，反而理直氣壯地宣告：「假如帝國主義機關報所說蘇俄鼓動是真的，那末不僅不足以使各階級民眾畏避蘇俄停止運動，反而要使他們證實只有工農共和國的蘇俄是被壓迫民族唯一的摯友……中國全國民眾正殷殷的望着蘇俄及其領導的各強國無產階級有幫助中國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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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在五卅運動中，特別是運動結束時，陳獨秀為這次運動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總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政策和策略，為後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思想材料。陳獨秀最後總結的經驗教訓歸納為兩個方面：「（一）能正確的應用無產階級兩月以來聯合城市勞動者及小商人而爭鬥的經驗；（二）能正確的明瞭敵人方面——帝國主義及軍閥——內部衝突而利用之。」[42]具體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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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動的進行和勝利，必須結成全民族的聯合戰線，並且必須以工人階級為主力，學生是先鋒。「中國工人階級能夠得着這種勝利，是因為自己勇敢的反帝國主義爭鬥，並且和其他被壓迫的民眾聯合」。於是，工人階級「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學生也「前仆後起的以熱血和帝國主義奮鬥」；因此成了「最急進最勇敢的先鋒。」[43]——當時運動還沒有擴大到農村地區，所以這裏未談農民，並不是陳獨秀故意忽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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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維護聯合戰線，工人階級必須照顧各同盟者的利益：「工人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不但要擁護自己的利益，並且對於小資產階級及農民，都要明瞭他們的利益，考察他們情形，竭力引導他們到反帝國主義的爭鬥裏去，隨着工人階級前進，不使他們中途退卻，這爭鬥才能繼續下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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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分認識到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妥協性和背叛性。陳獨秀對資產階級在運動中的表現多次進行中肯的批評，指出：「他們那妥協猶豫的態度，已足夠使帝國主義及軍閥乘虛而入了。自始總商會對於罷市即甚猶豫，罷市後，又不肯和民眾集中的團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合作，隨後又在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提十七條外，別自提出十三條……完全表現出在民族爭鬥中妥協的大資產階級之階級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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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該認識並利用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英國是帝國主義之王，此次中國五卅事變起，美、法、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想乘機挾制英國一下，且因此賣弄中國人心。法國在東歐在小亞細亞，和英國的利益簡直不能並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國人一致行動，並且對中國民族運動表示相當的同情；自英國保守黨執政，道威斯計劃受了打擊，英美間遂現了裂痕，加之在華商業競爭，美國一部分輿論表示對華和緩態度，並主張有條件的取消領事裁判權；即至五卅事變造因之日本，亦以單獨調解的聲浪惆嚇英國——五卅事變後一個月，英國都在此孤立狀態中。」[46]「我們也應當知道英、日與美國內部的衝突是必然存在的，我們可以利用美國對華政策，使他對於中國解放之形式的問題比其他帝國主義者容易讓步。」[47]所以，中共在指導運動中，利用這種矛盾，重點打擊英國，其次日本，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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