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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動的進行和勝利，必須結成全民族的聯合戰線，並且必須以工人階級為主力，學生是先鋒。「中國工人階級能夠得着這種勝利，是因為自己勇敢的反帝國主義爭鬥，並且和其他被壓迫的民眾聯合」。於是，工人階級「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學生也「前仆後起的以熱血和帝國主義奮鬥」；因此成了「最急進最勇敢的先鋒。」[43]——當時運動還沒有擴大到農村地區，所以這裏未談農民，並不是陳獨秀故意忽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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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維護聯合戰線，工人階級必須照顧各同盟者的利益：「工人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不但要擁護自己的利益，並且對於小資產階級及農民，都要明瞭他們的利益，考察他們情形，竭力引導他們到反帝國主義的爭鬥裏去，隨着工人階級前進，不使他們中途退卻，這爭鬥才能繼續下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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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分認識到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妥協性和背叛性。陳獨秀對資產階級在運動中的表現多次進行中肯的批評，指出：「他們那妥協猶豫的態度，已足夠使帝國主義及軍閥乘虛而入了。自始總商會對於罷市即甚猶豫，罷市後，又不肯和民眾集中的團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合作，隨後又在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提十七條外，別自提出十三條……完全表現出在民族爭鬥中妥協的大資產階級之階級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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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該認識並利用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英國是帝國主義之王，此次中國五卅事變起，美、法、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想乘機挾制英國一下，且因此賣弄中國人心。法國在東歐在小亞細亞，和英國的利益簡直不能並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國人一致行動，並且對中國民族運動表示相當的同情；自英國保守黨執政，道威斯計劃受了打擊，英美間遂現了裂痕，加之在華商業競爭，美國一部分輿論表示對華和緩態度，並主張有條件的取消領事裁判權；即至五卅事變造因之日本，亦以單獨調解的聲浪惆嚇英國——五卅事變後一個月，英國都在此孤立狀態中。」[46]「我們也應當知道英、日與美國內部的衝突是必然存在的，我們可以利用美國對華政策，使他對於中國解放之形式的問題比其他帝國主義者容易讓步。」[47]所以，中共在指導運動中，利用這種矛盾，重點打擊英國，其次日本，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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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多個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能這麼早就認識到並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多麼難能可貴。聯想以後中共的領導人多次長期推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更顯出陳獨秀這次認識的價值。同時，陳獨秀也提醒人們，利用矛盾並不是對某些帝國主義產生幻想，「我們最終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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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該認識並利用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及軍閥與軍閥之間的矛盾。陳獨秀對各派軍閥在運動中的表現，也作了具體分析，發現「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的軍閥，也就是第一反動的軍閥……他的對外政策是公然壓迫在他的勢力下（從奉天到上海）的國民運動，結歡英、日以取得援助」；「直系尚有舉足輕重之力……只因他們在政治上失了優勢，壓迫國民運動還不敢像奉軍那樣橫行無忌。段派雖無實力，然佔在中央政府地位，其舉動在政治上亦頗有意義……此時因與奉張利害衝突，其實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別開生面，向國民運動及國民軍表示敷衍態度。」[49]因此，他指出首先「打倒奉天軍閥乃是去掉國內反帝國主義爭鬥之最大障礙。」[50]所以，陳獨秀在運動中，派李立三對皖系北京政府做了一些工作；而在最後收束運動時，陳獨秀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個條件之一是：「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外交委員會，來解決全國性質的對外根本問題。」[51]這種策略，與總戰略上「打倒軍閥」的口號，是互相補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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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於中間派應在鬥爭上引導教育，不應打擊。革命任何時候都有主張溫和的中間派。中國革命中經常出現把中間派與反動派一起打擊的政策。後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甚至把中間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陳獨秀卻指出：「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其他階級的群眾，如果還存在着用和平方法可以達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思想，我們也不反對他們去嘗試一下，嘗試失敗了，他們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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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已經80多年，現在回過頭去觀察，早在1925年陳獨秀總結的這些經驗教訓，是多麼可貴，多麼深刻並有預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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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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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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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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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實庵：〈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演講集》，第1集（上海：民智書店，1927），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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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與譚平山的談話〉（1924年1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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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見：〈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札記〉（1923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73；〈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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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97；〈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14。註：《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4輯為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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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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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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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維經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93。拉斯科爾尼科夫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