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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082 一、運動的進行和勝利,必須結成全民族的聯合戰線,並且必須以工人階級為主力,學生是先鋒。「中國工人階級能夠得着這種勝利,是因為自己勇敢的反帝國主義爭鬥,並且和其他被壓迫的民眾聯合」。於是,工人階級「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學生也「前仆後起的以熱血和帝國主義奮鬥」;因此成了「最急進最勇敢的先鋒。」[43]——當時運動還沒有擴大到農村地區,所以這裏未談農民,並不是陳獨秀故意忽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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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084 二、為維護聯合戰線,工人階級必須照顧各同盟者的利益:「工人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不但要擁護自己的利益,並且對於小資產階級及農民,都要明瞭他們的利益,考察他們情形,竭力引導他們到反帝國主義的爭鬥裏去,隨着工人階級前進,不使他們中途退卻,這爭鬥才能繼續下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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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088 三、充分認識到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妥協性和背叛性。陳獨秀對資產階級在運動中的表現多次進行中肯的批評,指出:「他們那妥協猶豫的態度,已足夠使帝國主義及軍閥乘虛而入了。自始總商會對於罷市即甚猶豫,罷市後,又不肯和民眾集中的團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合作,隨後又在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提十七條外,別自提出十三條……完全表現出在民族爭鬥中妥協的大資產階級之階級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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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092 四、應該認識並利用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英國是帝國主義之王,此次中國五卅事變起,美、法、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想乘機挾制英國一下,且因此賣弄中國人心。法國在東歐在小亞細亞,和英國的利益簡直不能並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國人一致行動,並且對中國民族運動表示相當的同情;自英國保守黨執政,道威斯計劃受了打擊,英美間遂現了裂痕,加之在華商業競爭,美國一部分輿論表示對華和緩態度,並主張有條件的取消領事裁判權;即至五卅事變造因之日本,亦以單獨調解的聲浪惆嚇英國——五卅事變後一個月,英國都在此孤立狀態中。」[46]「我們也應當知道英、日與美國內部的衝突是必然存在的,我們可以利用美國對華政策,使他對於中國解放之形式的問題比其他帝國主義者容易讓步。」[47]所以,中共在指導運動中,利用這種矛盾,重點打擊英國,其次日本,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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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096 中國是多個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能這麼早就認識到並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多麼難能可貴。聯想以後中共的領導人多次長期推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更顯出陳獨秀這次認識的價值。同時,陳獨秀也提醒人們,利用矛盾並不是對某些帝國主義產生幻想,「我們最終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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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00 五、應該認識並利用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及軍閥與軍閥之間的矛盾。陳獨秀對各派軍閥在運動中的表現,也作了具體分析,發現「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的軍閥,也就是第一反動的軍閥……他的對外政策是公然壓迫在他的勢力下(從奉天到上海)的國民運動,結歡英、日以取得援助」;「直系尚有舉足輕重之力……只因他們在政治上失了優勢,壓迫國民運動還不敢像奉軍那樣橫行無忌。段派雖無實力,然佔在中央政府地位,其舉動在政治上亦頗有意義……此時因與奉張利害衝突,其實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別開生面,向國民運動及國民軍表示敷衍態度。」[49]因此,他指出首先「打倒奉天軍閥乃是去掉國內反帝國主義爭鬥之最大障礙。」[50]所以,陳獨秀在運動中,派李立三對皖系北京政府做了一些工作;而在最後收束運動時,陳獨秀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個條件之一是:「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外交委員會,來解決全國性質的對外根本問題。」[51]這種策略,與總戰略上「打倒軍閥」的口號,是互相補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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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04 六、對於中間派應在鬥爭上引導教育,不應打擊。革命任何時候都有主張溫和的中間派。中國革命中經常出現把中間派與反動派一起打擊的政策。後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甚至把中間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陳獨秀卻指出:「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其他階級的群眾,如果還存在着用和平方法可以達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思想,我們也不反對他們去嘗試一下,嘗試失敗了,他們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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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08 今天,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已經80多年,現在回過頭去觀察,早在1925年陳獨秀總結的這些經驗教訓,是多麼可貴,多麼深刻並有預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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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13 中年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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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15 [1]《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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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17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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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19 [3]陳實庵:〈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演講集》,第1集(上海:民智書店,1927),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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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21 [4]參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與譚平山的談話〉(1924年1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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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23 [5]參見:〈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札記〉(1923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73;〈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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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25 [6]〈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97;〈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14。註:《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4輯為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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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27 [7]〈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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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29 [8]〈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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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49131 [9]〈維經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93。拉斯科爾尼科夫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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