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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陳獨秀在獄中聽到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被扣消息時，「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的高興」。當時在場的濮清泉回憶說：「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點菜……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子！把酒灑在地上。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流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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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他藏在心底的對兒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樣崩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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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困生活與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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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與君曼在對待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分歧，沒有使他們分離，但陳獨秀轉入地下與君曼分居以後，情況就開始惡化。有人說世界上最難說清楚的是一個「情」字。許多在事業上成功的人，甚至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活動中叱吒風雲的偉大人物，包括孫中山、毛澤東、魯迅、郭沫若等，一碰到這個字，都會陷於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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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後，陳獨秀通過汪孟鄒從《獨秀文存》的版稅中，給君曼娘三個生活費。兩人需要見面時，也通過汪約見在亞東圖書館。不幸的是君曼長期患有當時最可怕的肺結核，時稱「癆病」。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被催促回國，就是因為她此病復發，大口喀血不止。後來隨陳獨秀到北京大學，兩年多的時間，經濟條件較好，病情得到較好的控制。子女又健康活潑，一家四口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洋溢天倫之樂。君曼之女陳子美晚年因受父親莫須有罪名而殘酷迫害亡命紐約時回憶說：她小時候甚受父親疼愛。陳獨秀在書房寫作時，不准任何人打擾，唯有她例外。她還記得父親的書桌最底一層成了她的專用抽屜，裏面經常放有她喜歡吃的芝麻糖、花生糖等。「父親寫個不停，把我給忘了；我也吃個不停，把父親給忘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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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好景不長。陳獨秀辭去北大教職、到上海發起共產黨後，生活條件立即惡化。而君曼的病又稱為「富貴病」。因為當時還沒有發明有效的治療藥，只有進口的藥，相當昂貴，而且平時又要吃高營養食物，再加上上海的物價猛漲，君曼的生活日益陷於困境。而陳獨秀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以後，就成為職業革命家，無論從精力上還是從工作及生活環境上，都無法再就別的職業。當時的黨組織不僅不可能給黨的幹部開工資，甚至還要靠黨員交納的黨費進行一些活動，但是，這部分的收入微乎其微。黨的活動經費主要靠共產國際（實為聯共）供給。雖然這些錢多是由陳獨秀經手，但是，陳獨秀是一個清廉之人，不會挪用這種錢，也不能挪用，因為這些錢來之不易，而且不夠黨的實際支出，黨的經費十分緊張，又有嚴格的預算決算制度。所有這些在馬林的原始檔案中，有很詳細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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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林檔案中，我們看到有四張陳獨秀簽署的收款條，例如兩張用英文寫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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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收到上海C・維里傑同志寄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23年4、5兩月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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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仟墨西哥元（10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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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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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hen（陳獨秀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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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收到西蒙斯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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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貳仟玖佰肆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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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折合三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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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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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19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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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黨的經費緊張情況，馬林在1923年6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已告結束。事實表明，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多數黨員沒有職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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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紅色工會國際2，000金盧布的款項，要求各半用於工會工作和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馬林給國際書記處的信說：「對於整個中國的工會工作來說，2，000金盧布為數不算多；可是以前我們的中國朋友沒有這筆錢，所有的開支都不得不從黨的經費中支付。1，000金盧布作為第二次（勞動）全體大會的費用是絕對不夠的……這次大會應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計還要花費15，000–20，000。當然不可能弄到這麼多錢作大會費用；可是即令大大削減代表的數目，接到這筆款子也只夠應付準備工作。」馬林的這個估計來自陳獨秀。第二天，馬林給國際的工作報告說：「勞動大會正在籌備……黨中央同意工會國際的見解，認為鐵路大罷工失敗（指二七大罷工——引者）以後，最好舉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但是現收到1，000金盧布不敷籌備大會之用，陳獨秀認為，召開一次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須有15，000墨西哥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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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次準備在6月20日召開的勞動大會，終於流產，拖到1925年才舉行。而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創造了輝煌的新文化運動，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號，終於主要因經費困難而停刊了。因此，黨中央不得不向國際請求每月1，000–1，400盧布的援助。其中650盧布用於工會工作，770盧布作為政治工作和宣傳的費用。馬林對國際說：「這個數目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不會太多的」，「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0盧布。」但同時，馬林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又說：「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現在幾乎一切都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資助開支……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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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個硬漢子，本來就反對拿人家的錢——「僱用革命」。聽了這樣的話，看到黨這樣的處境，內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陳獨秀在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同時，還要親自製作詳細的預算和每一筆開支的帳目報告給國際。在馬林檔案中，就有一份陳獨秀作的「支持擬議中的國民會議進行宣傳工作所需費用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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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經費是如此的困難，陳獨秀的經濟當然也就更困難，如上述馬林報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裕的錢，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黨員那樣，先應該交黨費。自從他離粵上任中共領導人以後，就成了沒有職業的職業革命家，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當時脫產的共產黨幹部，組織上只給每月30至40元的生活費。陳獨秀即使要了也難以維持一家四口人的開銷。他雖然常給黨刊寫文章，但那是黨的工作，是沒有稿費的。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被聘為商務印書館館外名譽編輯，但這時，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招聘館外名流為館外編輯，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願任商務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這說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至少像胡適那樣。說是月薪三百，他是一個無功不受祿的人，實際上他當時無力為商務編輯或寫作，商務是不會白白給他錢的，他也不會白拿人家的錢。這可以從他當時的生活常常發生困難得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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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費，主要是1922年亞東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沒錢了，他就到亞東圖書館去，但又「從不開口」向汪孟鄒要錢。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拿一點錢吧？』他點點頭，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見，這位當年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拿月薪三百元大洋的文科學長、又任過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的共產黨總書記，現在窘迫到甚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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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當時他家（嗣父陳昔凡）雖然生意破產，家底厚實，還是很有錢的。雖然因婚姻與革命，他與家裏搞得很僵，但經濟上對他是不吝嗇的。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在琉璃廠，專賣字畫古董的「崇實齋」）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他說「鋪子不是我的」，始終不肯進去。所以，他每次去亞東支錢，那些夥計（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相熟）總不免要議論一番：他家有錢哩！他不管怎麼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真是個硬漢子。可是他一個人當光棍硬漢子好辦，妻子兒女怎麼活，況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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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君曼每次與陳獨秀見面就吵架。汪孟鄒多次勸解無效。到1924年，國共合作實現後，既要協調與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鮑羅廷的關係，又要處理與國民黨的矛盾，更要領導全國的黨務和革命運動，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幹部又少，陳獨秀更是忙得焦頭爛額，更無精力顧及家庭生活。與君曼的感情終於破裂。雙方曾一度協議離婚，後經汪孟鄒勸說，未離。大約在1924年，君曼為了節省生活費用，攜兩個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東廠街（今秀山公園旁）有君曼娘家的幾間破草屋。陳子美認為母親是最理解陳獨秀的，讀過許多陳獨秀的文章，「母親能成全父親，瞭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則默默地帶着兩孩子隱居他鄉，讓父親無後顧之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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