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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hen(陳獨秀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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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收到西蒙斯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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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貳仟玖佰肆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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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折合三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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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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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19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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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黨的經費緊張情況,馬林在1923年6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已告結束。事實表明,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多數黨員沒有職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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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紅色工會國際2,000金盧布的款項,要求各半用於工會工作和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馬林給國際書記處的信說:「對於整個中國的工會工作來說,2,000金盧布為數不算多;可是以前我們的中國朋友沒有這筆錢,所有的開支都不得不從黨的經費中支付。1,000金盧布作為第二次(勞動)全體大會的費用是絕對不夠的……這次大會應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計還要花費15,000–20,000。當然不可能弄到這麼多錢作大會費用;可是即令大大削減代表的數目,接到這筆款子也只夠應付準備工作。」馬林的這個估計來自陳獨秀。第二天,馬林給國際的工作報告說:「勞動大會正在籌備……黨中央同意工會國際的見解,認為鐵路大罷工失敗(指二七大罷工——引者)以後,最好舉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但是現收到1,000金盧布不敷籌備大會之用,陳獨秀認為,召開一次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須有15,000墨西哥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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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次準備在6月20日召開的勞動大會,終於流產,拖到1925年才舉行。而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創造了輝煌的新文化運動,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號,終於主要因經費困難而停刊了。因此,黨中央不得不向國際請求每月1,000–1,400盧布的援助。其中650盧布用於工會工作,770盧布作為政治工作和宣傳的費用。馬林對國際說:「這個數目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不會太多的」,「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0盧布。」但同時,馬林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又說:「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現在幾乎一切都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資助開支……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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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個硬漢子,本來就反對拿人家的錢——「僱用革命」。聽了這樣的話,看到黨這樣的處境,內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陳獨秀在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同時,還要親自製作詳細的預算和每一筆開支的帳目報告給國際。在馬林檔案中,就有一份陳獨秀作的「支持擬議中的國民會議進行宣傳工作所需費用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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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經費是如此的困難,陳獨秀的經濟當然也就更困難,如上述馬林報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裕的錢,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黨員那樣,先應該交黨費。自從他離粵上任中共領導人以後,就成了沒有職業的職業革命家,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當時脫產的共產黨幹部,組織上只給每月30至40元的生活費。陳獨秀即使要了也難以維持一家四口人的開銷。他雖然常給黨刊寫文章,但那是黨的工作,是沒有稿費的。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被聘為商務印書館館外名譽編輯,但這時,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招聘館外名流為館外編輯,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願任商務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這說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至少像胡適那樣。說是月薪三百,他是一個無功不受祿的人,實際上他當時無力為商務編輯或寫作,商務是不會白白給他錢的,他也不會白拿人家的錢。這可以從他當時的生活常常發生困難得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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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費,主要是1922年亞東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沒錢了,他就到亞東圖書館去,但又「從不開口」向汪孟鄒要錢。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拿一點錢吧?』他點點頭,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見,這位當年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拿月薪三百元大洋的文科學長、又任過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的共產黨總書記,現在窘迫到甚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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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當時他家(嗣父陳昔凡)雖然生意破產,家底厚實,還是很有錢的。雖然因婚姻與革命,他與家裏搞得很僵,但經濟上對他是不吝嗇的。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在琉璃廠,專賣字畫古董的「崇實齋」)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他說「鋪子不是我的」,始終不肯進去。所以,他每次去亞東支錢,那些夥計(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相熟)總不免要議論一番:他家有錢哩!他不管怎麼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真是個硬漢子。可是他一個人當光棍硬漢子好辦,妻子兒女怎麼活,況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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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君曼每次與陳獨秀見面就吵架。汪孟鄒多次勸解無效。到1924年,國共合作實現後,既要協調與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鮑羅廷的關係,又要處理與國民黨的矛盾,更要領導全國的黨務和革命運動,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幹部又少,陳獨秀更是忙得焦頭爛額,更無精力顧及家庭生活。與君曼的感情終於破裂。雙方曾一度協議離婚,後經汪孟鄒勸說,未離。大約在1924年,君曼為了節省生活費用,攜兩個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東廠街(今秀山公園旁)有君曼娘家的幾間破草屋。陳子美認為母親是最理解陳獨秀的,讀過許多陳獨秀的文章,「母親能成全父親,瞭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則默默地帶着兩孩子隱居他鄉,讓父親無後顧之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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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神秘情人」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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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性如烈火的陳獨秀,在情字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羈的野馬。分居後,耐不住感情上的寂寞,終於與一位女醫生發生感情。這不是陳獨秀故意喜新厭舊、尋花問柳的風流韻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離」的特殊的孤獨狀態下,碰到一個能給予溫情的異性朋友,接受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為。人生猶如旅途,有時很累,很艱難,很孤獨,需要外來的溫暖、安慰和幫助。要有一個心靈的港灣,憩息、補充給養、以備繼續跋涉。所以,陳獨秀這次戀情及以後與潘蘭珍的結合,與「富貴思淫欲」有本質的區別。按照當時陳獨秀的經濟狀況,陳獨秀無力幫助高君曼,同樣也不可能有錢揮霍在情人身上。因此二人關係也是純潔的,似乎對此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從世俗的眼光來看,他先是停妻再娶,這次又拋棄在困境中的高君曼,確有「不仁不義」之嫌,所以,這種事是最難說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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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三夫人潘蘭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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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地下戀情」,終於慢慢「失密」。先是同志們若有所感,看着他每次來看文件或開會,修飾穿着得比較整齊,猜想他一定有一個女伴照顧着他。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鄭超麟說:彭述之猜這人大概是一個女學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陳獨秀的。「我們有時用話去引陳獨秀洩露秘密,但每次都失敗了。話一說到邊緣,他便閉口不談。」[14]但是,這種事還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終於被南京來上海的高君曼識破,與陳獨秀大吵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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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汪孟鄒的日記寫道:「晚8時,仲翁(即獨秀——引者)來,想見君曼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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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日記寫道:「昨晚仲翁走後,他的夫人君曼女士來,相左未見」;她只站着和我談話,抱怨陳獨秀不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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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鄒和汪原放叔侄勸說道:「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裏事務繁多,他哪有功夫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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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來,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噴發出來:說她去看病,窮人害了富病了,「我到南京去是為要省一點(在上海每月百十來元),南京生活程度低。但到寧後,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給我,太少了。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嗎?」而他「倒拿經濟接濟心愛的人,過天上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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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上所述,他哪有錢「接濟心愛的人」,更沒有「過天上的好日子」,不過是苦中找樂,孤獨中找點安慰,繁重而緊張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一點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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