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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hen（陳獨秀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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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收到西蒙斯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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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貳仟玖佰肆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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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折合三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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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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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19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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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黨的經費緊張情況，馬林在1923年6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已告結束。事實表明，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多數黨員沒有職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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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紅色工會國際2，000金盧布的款項，要求各半用於工會工作和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馬林給國際書記處的信說：「對於整個中國的工會工作來說，2，000金盧布為數不算多；可是以前我們的中國朋友沒有這筆錢，所有的開支都不得不從黨的經費中支付。1，000金盧布作為第二次（勞動）全體大會的費用是絕對不夠的……這次大會應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計還要花費15，000–20，000。當然不可能弄到這麼多錢作大會費用；可是即令大大削減代表的數目，接到這筆款子也只夠應付準備工作。」馬林的這個估計來自陳獨秀。第二天，馬林給國際的工作報告說：「勞動大會正在籌備……黨中央同意工會國際的見解，認為鐵路大罷工失敗（指二七大罷工——引者）以後，最好舉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但是現收到1，000金盧布不敷籌備大會之用，陳獨秀認為，召開一次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須有15，000墨西哥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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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次準備在6月20日召開的勞動大會，終於流產，拖到1925年才舉行。而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創造了輝煌的新文化運動，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號，終於主要因經費困難而停刊了。因此，黨中央不得不向國際請求每月1，000–1，400盧布的援助。其中650盧布用於工會工作，770盧布作為政治工作和宣傳的費用。馬林對國際說：「這個數目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不會太多的」，「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0盧布。」但同時，馬林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又說：「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現在幾乎一切都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資助開支……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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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個硬漢子，本來就反對拿人家的錢——「僱用革命」。聽了這樣的話，看到黨這樣的處境，內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陳獨秀在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同時，還要親自製作詳細的預算和每一筆開支的帳目報告給國際。在馬林檔案中，就有一份陳獨秀作的「支持擬議中的國民會議進行宣傳工作所需費用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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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經費是如此的困難，陳獨秀的經濟當然也就更困難，如上述馬林報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裕的錢，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黨員那樣，先應該交黨費。自從他離粵上任中共領導人以後，就成了沒有職業的職業革命家，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當時脫產的共產黨幹部，組織上只給每月30至40元的生活費。陳獨秀即使要了也難以維持一家四口人的開銷。他雖然常給黨刊寫文章，但那是黨的工作，是沒有稿費的。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被聘為商務印書館館外名譽編輯，但這時，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招聘館外名流為館外編輯，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願任商務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這說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至少像胡適那樣。說是月薪三百，他是一個無功不受祿的人，實際上他當時無力為商務編輯或寫作，商務是不會白白給他錢的，他也不會白拿人家的錢。這可以從他當時的生活常常發生困難得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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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費，主要是1922年亞東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沒錢了，他就到亞東圖書館去，但又「從不開口」向汪孟鄒要錢。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拿一點錢吧？』他點點頭，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見，這位當年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拿月薪三百元大洋的文科學長、又任過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的共產黨總書記，現在窘迫到甚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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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當時他家（嗣父陳昔凡）雖然生意破產，家底厚實，還是很有錢的。雖然因婚姻與革命，他與家裏搞得很僵，但經濟上對他是不吝嗇的。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在琉璃廠，專賣字畫古董的「崇實齋」）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他說「鋪子不是我的」，始終不肯進去。所以，他每次去亞東支錢，那些夥計（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相熟）總不免要議論一番：他家有錢哩！他不管怎麼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真是個硬漢子。可是他一個人當光棍硬漢子好辦，妻子兒女怎麼活，況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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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君曼每次與陳獨秀見面就吵架。汪孟鄒多次勸解無效。到1924年，國共合作實現後，既要協調與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鮑羅廷的關係，又要處理與國民黨的矛盾，更要領導全國的黨務和革命運動，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幹部又少，陳獨秀更是忙得焦頭爛額，更無精力顧及家庭生活。與君曼的感情終於破裂。雙方曾一度協議離婚，後經汪孟鄒勸說，未離。大約在1924年，君曼為了節省生活費用，攜兩個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東廠街（今秀山公園旁）有君曼娘家的幾間破草屋。陳子美認為母親是最理解陳獨秀的，讀過許多陳獨秀的文章，「母親能成全父親，瞭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則默默地帶着兩孩子隱居他鄉，讓父親無後顧之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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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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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神秘情人」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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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性如烈火的陳獨秀，在情字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羈的野馬。分居後，耐不住感情上的寂寞，終於與一位女醫生發生感情。這不是陳獨秀故意喜新厭舊、尋花問柳的風流韻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離」的特殊的孤獨狀態下，碰到一個能給予溫情的異性朋友，接受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為。人生猶如旅途，有時很累，很艱難，很孤獨，需要外來的溫暖、安慰和幫助。要有一個心靈的港灣，憩息、補充給養、以備繼續跋涉。所以，陳獨秀這次戀情及以後與潘蘭珍的結合，與「富貴思淫欲」有本質的區別。按照當時陳獨秀的經濟狀況，陳獨秀無力幫助高君曼，同樣也不可能有錢揮霍在情人身上。因此二人關係也是純潔的，似乎對此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從世俗的眼光來看，他先是停妻再娶，這次又拋棄在困境中的高君曼，確有「不仁不義」之嫌，所以，這種事是最難說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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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三夫人潘蘭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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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地下戀情」，終於慢慢「失密」。先是同志們若有所感，看着他每次來看文件或開會，修飾穿着得比較整齊，猜想他一定有一個女伴照顧着他。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鄭超麟說：彭述之猜這人大概是一個女學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陳獨秀的。「我們有時用話去引陳獨秀洩露秘密，但每次都失敗了。話一說到邊緣，他便閉口不談。」[14]但是，這種事還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終於被南京來上海的高君曼識破，與陳獨秀大吵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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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汪孟鄒的日記寫道：「晚8時，仲翁（即獨秀——引者）來，想見君曼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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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日記寫道：「昨晚仲翁走後，他的夫人君曼女士來，相左未見」；她只站着和我談話，抱怨陳獨秀不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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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鄒和汪原放叔侄勸說道：「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裏事務繁多，他哪有功夫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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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來，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噴發出來：說她去看病，窮人害了富病了，「我到南京去是為要省一點（在上海每月百十來元），南京生活程度低。但到寧後，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給我，太少了。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嗎？」而他「倒拿經濟接濟心愛的人，過天上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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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上所述，他哪有錢「接濟心愛的人」，更沒有「過天上的好日子」，不過是苦中找樂，孤獨中找點安慰，繁重而緊張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一點精神上的憩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