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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又得說回來，毛澤東有時還念舊情，如像在1945年說陳獨秀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那樣，1953年底，毛澤東視察各地乘船路過安慶時，與安慶地委書記談話，問到陳獨秀問題時說：「陳獨秀晚年犯錯誤不小，但在黨的啟蒙運動時是有功勞的，其功不可磨滅。他就是這個地方人，可能還有家屬，你們去訪問一下，若有家屬要給予適當照顧。」據陳松年說：「這以後政府給我家每季度補貼30元，後來省委統戰部通知，每月給我家補貼30元，一直到現在（1979）沒有中斷過。」[22]這筆錢，相當於當時一個月工人的中等工資。所以，在陳獨秀的家屬中，高大眾元配夫人一系包括陳松年及其四個子女，一直沒有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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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那樣家屬及關係人受到迫害，似與毛澤東本人無關，只是如他發動文革打開潘朵拉魔盒，後果之惡，他已無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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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夫人高曉岚，又名高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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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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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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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自己這樣處理家庭與愛情，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又怎麼樣處理黨員的戀愛與家庭糾紛呢？這是人們很感興趣的問題。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寫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戀愛與革命」寫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的戀愛故事與糾紛，以及陳獨秀處理這些糾紛的情況。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的「第一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1980年以「現代史料出版社」的名義出版這部「供內部參考」的《鄭超麟回憶錄》時，不得不把這一節全部刪除。後來，在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史事與回憶》中，才恢復了這一節。本書只是通過陳獨秀怎樣處理革命中同志們的戀愛問題，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陳獨秀處理問題的原則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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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等少數中年人之外，早期共產黨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運動所提倡和帶來的思想解放，反對舊倫理觀念的束縛，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特別是性解放，反應更為強烈。青年們（主要是城市知識青年）一下子從長期的封建包辦婚姻的禁錮中沖出來，自由戀愛，自由結合，一時成為時尚，令其他的人們瞠目結舌。但由此也發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戀愛的糾紛事件。這種情景自然也反映到黨內來。陳獨秀作為黨的領導人，除了領導革命工作外，也要經常處理同志們的這類糾紛。例如，尹寬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他曾與趙世炎、周恩來等一道赴法勤工儉學，是中共旅歐支部創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東任地委書記兼濟南市委書記。中共一大前，山東黨組織三位創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個不到20歲的的女兒——王辯，特別疼愛，視為掌上明珠，介紹到共青團裏來，受共產主義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辯與尹寬接觸後，就愛上了他。每次聽尹寬在會議上講話，那風趣而激情的話語、廣博而新鮮的馬列主義知識，把她緊緊地吸收住。她總是如癡如醉地聽着，表現出十分欽佩的神情，似乎把尹寬看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化身。山東當時的工作開展得較好，她也認為是尹寬的功勞，對尹有一點個人崇拜。尹寬很快感受到了王辯的感情，對她也多加關照。於是，這年8月，當他奉中央之命調上海工作時，臨走前夕，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辯，要她隨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猶豫地收拾了簡單的行裝，跟他走了。結果在山東發生了一場很大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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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的黨員同志幾乎全體鬧了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的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的女兒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帶刀來上海，與尹寬拼老命。山東的同志都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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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調上海後，先是任上海區委書記，可能是這個原因，很快下台，轉任區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陳獨秀當然不願向這種封建落後意識讓步，但此事已經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嚴重影響黨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許多工作以後，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漸漸冷靜下來，見中央不可能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要求尹、王二人舉行正式婚禮，並請陳獨秀（黨中央總書記）、惲代英（團中央宣傳部長）兩人做證婚人。中央擔心開了這個先例，別人效法，也沒有答應。問題就掛了一段時間。陳獨秀雖然本人主張戀愛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條原則：黨的幹部戀愛自由，不能影響革命工作。所以，他還是積極想辦法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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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這時尹寬舊病復發，也是肺結核，大口吐血。這種病有傳染性，王辯為情，毫不畏縮，盡力服侍他。尹寬一時很悲觀，想到自己會一病不起。有一天對王說：「我死了，你怎麼辦？某某兩同志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麼？」王辯搖搖頭說：「你死了，我終身不再愛人。」[23]於是，中央決定：尹寬離職養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上海區委書記兼宣傳部的工作，然後，中央任命由羅亦農任書記。王辯去莫斯科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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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開除尹寬的黨籍，也沒有拆散尹與王的關係，但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們也只好收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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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說：當時去莫斯科讀書的，有好幾位女同志。她們在國內都有愛人，但到莫斯科後都移情別戀。為此，尹寬寢食不安，也擔心王辯變心。當時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懸殊。一般女同志經不起「圍攻」。但王辯是一個例外。莫斯科回來的同志都說尹寬多慮：「你擔心王辯愛了別人，可是王辯在莫斯科是愛情專一的，心心念念不忘你尹寬，好多男同志追他，她都不理會。」事實也果真如此。可見二人是真心相愛，而且愛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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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王辯回國時，正是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困難時期。由於工作的需要和地下鬥爭的危險環境，她和尹寬先後在廣州、上海工作，卻都未能謀面。後來尹寬任安徽省委書記，倆人才調到一起。但那時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着被特務和叛徒破獲，倆人雖同居一處，仍沒有工夫共敍舊情。只有一天，稍有閒暇，尹寬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樂趣。這樣的革命情侶生活，在當時來說是很正常的。1926年與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陳碧蘭說：「在我們同居的歲月中，雖然雙方都感到青年之戀的歡樂，但由於我們的工作太忙，我們從沒有閒情逸致一同去看過電影或遊公園，即在戀愛的過程中也是如此，也從未感到這種需要。這便表現着在一個革命上升的時代，私人的生活也是與平時不同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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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料好景不長。不久，安徽共產黨組織終於被國民黨特務破獲，王辯和另一位女同志被捕。尹寬還支持了一段時期，營救無效，以後也逃到上海。王辯出獄時已是1929年秋天。這時尹寬與陳獨秀等人已轉向托派——中共的反對派，反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為中共六大制訂的路線，擁護聯共反對派領袖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路線。按照莫斯科的標準反對派就是「反革命派」。黨中央向王辯介紹情況後，勸她不要再與尹寬見面。但往日的情愛，難以割捨，還希望用愛情的力量把尹寬拉回來。因此，她堅持要見尹寬。某日，二人在虹口公園附近的尹寬住處相見。這時的王辯，已經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澀和稚嫩，增長了中共的所謂「黨性」（卻失去了人性）。她當即與尹寬及在場的鄭超麟夫婦爭辯起來，堅決反對托洛斯基主義，勸他們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結果失敗，從此，她拂袖而去，再也不與尹寬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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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情的尹寬，永遠也忘不了王辯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機關所在地的某菜市場轉悠，希望遇見王辯。直到解放後，他因托派問題入獄，遇見山東籍的還要打聽王辯的下落。後來終於打聽到，高興地對獄中的鄭超麟說：「王辯還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脫黨，在家中替人殺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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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女同志是中共最早的婦女運動領袖向警予。早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時與蔡和森是一對情侶，後來結婚，是當時黨內幹部中革命志向上情投意合最早結婚的一對，人人羨慕他們是「模範夫妻」，「最佳情侶」。在男女關係上，她表現得很正統，很嚴肅，看不慣黨內一些浪漫事件。開會或閒談時，陳獨秀有時拿男女關係的事情開玩笑，她在場就會正色嚴詞地提出抗議，弄得老頭子下不了台。別的同志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女同志也都害怕她。瞿秋白稱她是「黨內馬克思主義宋學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調北京區委工作後，她在上海發生了情變，愛上了彭述之（中央宣傳部長）。不久，蔡又奉調回上海準備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火車站未見她來接，引起懷疑。經多次盤問，她才講出實情，說自己愛上了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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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團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加上團中央和上海區委的代表開工作會議，向警予也參加。散會時，蔡站起來說，還有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他說了妻子移情別戀的事。一下子場上氣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許久不能說話，因為太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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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陳獨秀說：這要由她自己來決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說一句話。獨秀說：「你究竟愛述之呢，還是愛和森？」也沒有回答。獨秀提這個問題也的確讓她難以回答，特別是當着大家的面，而且是當着和森和述之的面，一個是丈夫，一個情人，叫一個女同志如何啟口。於是，當場開了一個特殊而奇怪的中央會議，也許是中共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中央會議，當着三位當事人的面，討論三角戀愛糾紛，並作出正式決定：獨秀、秋白、國燾三人提議：蔡和向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去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然後留駐莫斯科；向警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她並不反對。於是便作為組織決定執行。為了儘量縮小這個事件對黨的工作的影響，陳獨秀囑咐在場者對此事嚴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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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蔡和向二人服從組織決定去了莫斯科。向警予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的職務和《民國日報》副刊《婦女週刊》的編輯工作，由剛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陳碧蘭接任。不久，陳碧蘭與彭述之結合，由同居而結婚，後來經過了幾十年革命戰爭年代急風暴雨、是是非非、生生死死的考驗，一直白頭到老，始終沒有分離，倒是一對真正的「模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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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些事不必忌諱或隱瞞，共產黨人也是人，不是聖人，有七情六欲，即使在情愛問題上有些不妥，並不影響一個人的總體形象和評價。如上述王辯、尹寬、向警予、蔡和森，即使發生這類戀愛糾紛，誰會抹殺他們的革命工作、玷污他們的烈士形象呢？陳獨秀本人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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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自由戀愛！」這是封建倫理中的一條重要規矩——甚至訂進了家規、族規、教規等。違犯了這條規矩，重則要處死，西方有當眾吊死在十字架上的，中國則有「沉江」、亂石砸死等酷刑。主持其事者往往是家長、族長等，被稱為「家長主義」。而受害者一般至死不悔，並且堅決反抗並控訴這種不人道的封建倫理。陳獨秀的「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也算是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他作為總書記，執行這條「黨規」，不過是暫時分離，到莫斯科學習或工作。他本來是宣導自由戀愛的，如此處理，乃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人們說他有「家長主義作風」，也有這一層意思吧！不過，被處理者卻沒有一絲怨言，為了革命大局，自覺作出的一點個人犧牲。所以，「陳獨秀的家長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黨內青年同志自覺擁護的，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是因為青年人參加革命後的稚嫩，需要陳獨秀的教誨和幫助的產物，說他「家長」、「老頭子」、「老先生」，帶有一種親昵的情感，不像是後來他被共產國際「打倒」後、有些人故意醜化他的那樣——「專橫跋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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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上海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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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訪問陳松年談話記錄》（劉祿開、李永堂整理），1979年7月25、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