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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央通告第七十九號〉（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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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參見張軍輝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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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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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呼籲：捐助在紐約陷於困境的陳獨秀女兒陳子美〉，《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1期，1997年10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為救助陳子美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封信〉（1998年2月1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3期，199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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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關於陳子美在紐約解困公告〉，1998年4月3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4期，1998年8月；〈紐約陳子美來信〉，《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5期，1999年1月。《陳獨秀與中國》總（41），2004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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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孫其明：《陳獨秀身世婚戀後代》（濟南：濟南出版社，1995），頁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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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張軍輝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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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訪問陳松年同志談話記錄》（1979年5月25、26日，林茂生、王樹棣訪記），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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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鄭超麟：《記尹寬》（香港：春燕出版社，1997），頁64。本節有關王辯的情節主要取材於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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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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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八 莫斯科路線的重大轉折（1925–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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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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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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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1925年8月前，陳獨秀能抵制鮑羅廷、孫中山策劃的控制中共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又能領導「五卅」運動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共在國民黨組織內和實際運動中，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所以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時期莫斯科共產國際的路線對帝國主義比較強硬，實施進攻的策略；在國共關係上，也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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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條路線從1925年秋天以後，隨着國際和中國形勢的變化，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一是這年10–12月，德國與法國、德國與比利時先後簽訂了邊界協定，蘇聯當局認為這是歐洲吸收德國建立「反蘇聯盟」，助長了德國帝國主義的氣焰。二是蘇聯和中共大力援助的中國北方的馮玉祥國民軍，在反直系、反奉系的戰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干涉，於11月轉勝為敗；中共北方區委領導的乘機推翻段祺瑞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也遭挫折。而在國民黨內，由於中共及其領導的工農運動在五卅運動中的強大發展，中共黨員總數從四大時的900多人，9月發展到9，000多人。引起了國民黨內資產階級特別是右派和中派的恐慌。原來就一直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的老右派，以馮自由、鄒魯、謝持等一批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為首，在孫中山逝世後積極活動，終於在11月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所謂「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非法通過決議反蘇、反共，另立國民黨中央於上海，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對抗。他們被稱為「西山會議派」，公開分裂國民黨。而在廣州，一方面是由於共產黨員、工人群眾和革命士兵的英勇作戰，取得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勝利，鞏固了廣州革命根據地。7月1日將廣州大元帥府正式改組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另一方面，國民黨右派勾結英國帝國主義收買刺客於8月20日刺殺了孫中山逝世後最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左派領袖廖仲愷，結果廣東派中實力最強的胡漢民和許崇智被懷疑而驅逐出廣州。許的國民政府軍事部長一職被蔣介石接替。蔣又是黃埔軍校校長、國民軍第一軍軍長。原來被視為「中派」的戴季陶（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長）、蔣介石等人，也開始轉變為「新右派」，對蘇俄和中共採取又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公開要爭奪革命領導權。戴季陶甚至公開散發他寫的小冊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叫嚷「共信不立，團結不固」；要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要麼脫離共產黨，要麼退出國民黨。國民黨的分裂，造成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嚴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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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此複雜的形勢，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駐華代表，在俄國外交方針和指導中國革命路線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陳獨秀黨中央也被牽扯其中，後來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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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當時，維經斯基在幫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卻做好五卅運動的善後工作後，就與陳獨秀共同籌備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給莫斯科的兩個書面報告中，表示了他與陳獨秀以下共同的意見：對鮑羅廷的中共工作「一切為了國民黨」的方針不滿。他倆認為從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動搖性和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刺殺廖仲愷的事件來看，國共關係應當調整，即「採取與迄今為止不同的形式」，共產黨要積極發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縣組建農民協會），而不是一味擴大國民黨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報告中，在提到他與陳獨秀商量的意見——將由陳獨秀起草的提供給中共中央四屆二中全會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時，更明確地提出：「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在同國民黨的關係中，要從聯盟轉向聯合。」並且，「現在就需要採取這種過渡方針」。這裏所指的「轉向」，就是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為此決定，「不讓新入黨的黨員，特別是工人黨員加入國民黨」。並且說明，只有在採取這個方針的時候，中共對於國民黨才「不一定要進入領導機構」。並強調現在只做這個「轉向」的「過渡」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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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思想的確是當時陳獨秀的真實思想。陳獨秀在致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批判戴提出的在右派與共產派之間建立一個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單純的國民黨」號召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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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1891～1949），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早期幹部和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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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真有這個企圖，在理論上我們當然不必反對，因為政黨隨着階級分化而演進，本應該是這樣；……然而在事實上，我們以為你這個企圖，現在或者還失之稍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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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開的宣傳和鬥爭上，陳獨秀必須這樣說，以維護共產國際的黨內合作的方針。但是，實際思想上，他也渴望像戴季陶站在資產階級國民黨立場上思考那樣，站在無產階級共產黨的立場上，希望共產黨能獨立，退出國民黨，成為一個「單純的共產黨」；在共同的革命活動中，可以與國民黨進行黨外的聯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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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第一次公開提出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這個思想早在1924年7月13日陳寫給維經斯基信中、為反對鮑羅廷與孫中山策劃「國際聯絡委員會」以控制共產黨的鬥爭時，就有流露，指出：「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但是，這一次他明白說出這個意見，準備寫進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並讓維經斯基報告給共產國際，結果還是沒有獲准。陳獨秀後來在《告全黨同志書》中回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