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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此複雜的形勢，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駐華代表，在俄國外交方針和指導中國革命路線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陳獨秀黨中央也被牽扯其中，後來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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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當時，維經斯基在幫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卻做好五卅運動的善後工作後，就與陳獨秀共同籌備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給莫斯科的兩個書面報告中，表示了他與陳獨秀以下共同的意見：對鮑羅廷的中共工作「一切為了國民黨」的方針不滿。他倆認為從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動搖性和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刺殺廖仲愷的事件來看，國共關係應當調整，即「採取與迄今為止不同的形式」，共產黨要積極發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縣組建農民協會），而不是一味擴大國民黨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報告中，在提到他與陳獨秀商量的意見——將由陳獨秀起草的提供給中共中央四屆二中全會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時，更明確地提出：「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在同國民黨的關係中，要從聯盟轉向聯合。」並且，「現在就需要採取這種過渡方針」。這裏所指的「轉向」，就是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為此決定，「不讓新入黨的黨員，特別是工人黨員加入國民黨」。並且說明，只有在採取這個方針的時候，中共對於國民黨才「不一定要進入領導機構」。並強調現在只做這個「轉向」的「過渡」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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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思想的確是當時陳獨秀的真實思想。陳獨秀在致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批判戴提出的在右派與共產派之間建立一個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單純的國民黨」號召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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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1891～1949），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早期幹部和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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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真有這個企圖，在理論上我們當然不必反對，因為政黨隨着階級分化而演進，本應該是這樣；……然而在事實上，我們以為你這個企圖，現在或者還失之稍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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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開的宣傳和鬥爭上，陳獨秀必須這樣說，以維護共產國際的黨內合作的方針。但是，實際思想上，他也渴望像戴季陶站在資產階級國民黨立場上思考那樣，站在無產階級共產黨的立場上，希望共產黨能獨立，退出國民黨，成為一個「單純的共產黨」；在共同的革命活動中，可以與國民黨進行黨外的聯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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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第一次公開提出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這個思想早在1924年7月13日陳寫給維經斯基信中、為反對鮑羅廷與孫中山策劃「國際聯絡委員會」以控制共產黨的鬥爭時，就有流露，指出：「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但是，這一次他明白說出這個意見，準備寫進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並讓維經斯基報告給共產國際，結果還是沒有獲准。陳獨秀後來在《告全黨同志書》中回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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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即1925年——引者）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希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努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群眾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亦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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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貫徹國際指示，四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非但沒有寫進陳獨秀原先提議、維經斯基也曾贊同的退出國民黨的意見，反而批判了這個意見，指出：「假使認為這種現象，已經是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脫離關係之時，那是一種很大的錯誤。」[4]為甚麼是這樣？因為莫斯科最高當局的確不會同意陳的這個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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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21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在研究了當時的中國形勢後決定：指示中共必須對國民黨「避免加劇關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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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部政治書記瓦西里耶夫看了維經斯基的8月19日報告和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後，就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寫信，毫不掩飾地以「老子黨」的口吻責怪當時的中共犯有「左傾」幼稚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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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這位瓦西里耶夫就根據聯共政治局上述「避免加劇關係」的決定，在9月28日起草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下簡稱「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遵循下列原則立即審查同國民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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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國民黨工作的領導應當非常謹慎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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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團不應發號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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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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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反，共產黨「應當竭力廣泛吸引（未參加共產黨的）國民黨員……參加本國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領導工作。」指示還強調：「共產黨的地方委員會應當在這方面細心接受指導」；「俄國工作人員尤其應在這方面接受指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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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指示精神，就是以「謹慎」和「避免加劇關係」為名，不僅令中共在國民黨右派進攻面前全面退讓，而且要主動放棄在國民黨黨、政、軍內的領導職務，實際上就是放棄革命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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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遠在莫斯科的外國人，只憑一二個書面報告就對中共和中國革命作出這樣評斷和指示，一味批評共產黨符合實際的積極的政策、而絲毫不譴責國民黨右派不反帝只反共的反動行徑。可見當時的陳獨秀黨中央原先保持共產黨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的政策處於怎樣危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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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指出，這個指示與一個月前《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指示》完全相反。這個指示強調：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大的地方委員會應當組建以這些委員會執行機構中最有威望的成員為首的特別軍事部」；「考慮到國民黨的社會和政治性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應當（堅定地、但又必須非常謹慎地）爭取做到，使共產黨（中央、地區、省和地方的）軍事部的領導人一定成為相應的國民黨軍事部的首腦……最好是以國民黨的名義基本上像我們紅軍所做的那樣在中國革命軍隊中進行政治工作，小心謹慎地但又堅定不移地爭取使實際領導權一定掌握在我們黨的手裏。」（黑體字是原件所有——引者）[8]而在同一天（8月21日）舉行的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上，作出過「中共應當通過自己的同志來保持和爭取參加並領導國民黨的軍事工作」的決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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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九二八」指示是聯共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由強調保持中共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激進方針，轉向中共向國民黨退讓，成其附庸、苦力、放棄革命領導權的轉捩點，也是中國大革命歷史的轉捩點，更是釀成「陳獨秀大革命悲劇」的轉捩點。因為，從9–12月，如前所述在歐洲和中國發生了一系列嚴重的事件。這條路線的「轉折」，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簡而言之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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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瓦西里耶夫親自向維經斯基回信說：「您8月19日來信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無產階級是領導者，農民、知識份子、中小資產階級是基礎，是中介。應當怎樣理解這一點呢？這難道不是同我們的觀點直接相悖，明顯重複了中國同志的左傾觀點嗎！」——請看，把「無產階級是領導者」的觀點視為「左傾」，不就是再一次要中共放棄領導權嗎！接着，他重申「九二八」指示後，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和陳獨秀要求改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的提議，指出若「迷戀於這一新方針，這可能有很大的危險。我們覺得廣州就走在這條道路上，它在不停地拆毀連結共產黨先鋒隊與民主群眾的各種橋樑，要完全孤立中國共產黨，並帶來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致命的後果。」例如驅逐胡漢民和解除許崇智武裝等「都是我們絕對無法理解的」；「我們收到鮑羅廷發來的每一條新消息，都得到了新的證據，證明廣州因左傾而在陷入孤立和毀滅。」[10]14日，他在給季諾維也夫轉送維經斯基9月28日信時，又說：「我們對錯誤的政治方針的擔心是合乎實際的，……很顯然，（中共）黨內和我們的工作人員（主要指維經斯基——引者）中有一種傾向，應當與之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我認為，這裏需要我們採取強硬的路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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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要求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強硬的路線」，而莫斯科卻要對中共採取「強硬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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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出廣東，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和陳延年為首的廣東區委認為是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一次重大勝利（雖然也為蔣介石的崛起提供了條件）。這裏再次表明莫斯科與中共在估計當時革命形勢上的巨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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