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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傳統觀點批判這次會議把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納入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機會主義軌道，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須知當時國民黨左派即是共產黨，我們如果不去代替，就無所謂左派，大的錯誤就此鑄成。」這次大會是「不要國民黨的精神，是不要領導權的精神，是較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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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陳獨秀（包括維經斯基）對國共合作後國民黨內國共鬥爭的形勢、國民黨左派沒有力量，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國民黨左派」，這個認識一直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擴大全會通過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工作問題的議決案》就明確指出：「國民黨內——對於反帝國主義，民權主義，農民問題的改良政策，對工人利益的讓步問題——便發現兩派的力量。……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13]7月13日，當孫中山決定利用右派進攻對共產黨施加壓力時，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更是明確指出：「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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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導致後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使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苦力的根源是莫斯科的「不准退出國民黨」的總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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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經斯基在11月11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還為自己和陳獨秀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上制訂的方針——團結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準備過渡到黨外聯合，推動全國的反帝運動——辯護，認為過去幾周的運動表明，我們「正確地對待了國民黨。」因此，「現在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黨左派從組織上鞏固自己的影響，並在即將舉行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之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擊敗右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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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為一方，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為另一方的分歧，在1925年10月29日和12月3日兩次由史太林主持的聯共最高當局——政治局會議上，終於得到解決。前一次會議上「伏龍芝的信」和後一次會議上史太林的指示以會議決定的形式作出，其有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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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國反帝問題上，「實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間打入楔子的方針，儘量不損害同日本的關係並容忍中國的現狀對日本有利這一意義上同它進行談判。」對此，決定附錄一《給報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對日本的攻擊；2、指出容忍中國新的局面對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為一方同以中國和蘇聯為另一方的睦鄰關係；3、不鼓吹東方對西歐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威脅；4、儘量少寫蘇聯在東方事件中的積極作用。」[16]——由此看出，當時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國主義陣營全面退卻。為此，中國也必須停止一切反帝宣傳和行動，以免被人談論「紅色布爾什維克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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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4月1日召開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稱這個新政策為「喘息政策」：中國革命「由於歐洲出現某種穩定，……國際局勢變得非常嚴峻。國內局勢在最近一個時期由於國民軍的失敗和撤退也惡化了」。因此，不僅蘇聯「需要延長喘息時間，對當時蘇聯在遠東的最大對手日本「需要作出讓步」，並力求同中國現有政府「保持真誠的關係」；中國革命也要與蘇聯外交政策相適應，必須設法「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甚至擱下「國家命運問題」，「容忍南滿在最近一個時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聯共政治局通過一個重要文件，對此辯解說：這不能錯誤地解釋為「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調整蘇聯和日本國家間的關係」。[17]這種辯解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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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份迫使中國革命服從蘇聯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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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待北京政府和北洋軍閥：「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人民軍以及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在漸漸消失。人民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有必要同吳佩孚建立固定關係，這是整個形勢決定的。對中國現時政府方面也一樣。」[18]——這是重溫與吳佩孚政府聯盟的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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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評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釗中共北方區委、維經斯基和上海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在推動反帝運動，支持馮玉祥反對北京政府和直系、奉系軍閥，反對國民黨右派問題上，「採取了過左的方針」；「認為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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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和人民軍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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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要中共中央徹頭徹尾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為馮玉祥的人民軍抬轎子，在南方為國民黨做苦力。它的出發點，一是希望與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暫時討好，爭取吳佩孚政府對蘇友好；二是國民黨鞏固和擴大，將來代替吳佩孚而建立一個對蘇真正友好的政權。為此必須使中共屈服於帝國主義、吳佩孚和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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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在12月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傳達史太林上述「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時，再次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包括陳獨秀）「太左了，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以外勢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評維、陳的「計劃在總體上和細節上都考慮欠周」為此，史太林的「最高指示」給予了「修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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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指出，當時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針對加拉罕、維經斯基執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聯共政治路線——支持馮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等，從當時階級力量對比來考察，這條路線的確有「左傾」的色彩，但是現在180度大轉彎，而且一刀切，連中共正在進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務——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右派都不允許，這使中共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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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聯共中央對當時國際與中國形勢的分析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國際或中國形勢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東方亮」，即使歐洲出現了聯盟反蘇的形勢，並不意味着在東方就必然出現帝國主義聯合鎮壓中國革命的狀況。「五卅」運動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馮玉祥在北方的失敗，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並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須實行退卻。恰恰相反，南方正處於革命高潮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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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陳獨秀實在有點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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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現在內部或公開出了好幾本陳獨秀的詩集，但是，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寫的。中年幾乎沒有，筆者在收集資料時，只發現一首他1925年秋寫的詩，內容明顯表示對以上形勢特別是國際指示退讓和四屆二中全會上自己「退出國民黨」意見被否定後的不滿、消沉、失望、矛盾心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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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陳獨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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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情脈，感年芳；餘夢愔，入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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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世只傳方朔異，[i]南遊空歎老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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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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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鱸魚亦歸去，[ii]黃塵京國使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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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新秋夜坐偶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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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陳獨秀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