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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國反帝問題上，「實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間打入楔子的方針，儘量不損害同日本的關係並容忍中國的現狀對日本有利這一意義上同它進行談判。」對此，決定附錄一《給報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對日本的攻擊；2、指出容忍中國新的局面對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為一方同以中國和蘇聯為另一方的睦鄰關係；3、不鼓吹東方對西歐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威脅；4、儘量少寫蘇聯在東方事件中的積極作用。」[16]——由此看出，當時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國主義陣營全面退卻。為此，中國也必須停止一切反帝宣傳和行動，以免被人談論「紅色布爾什維克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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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4月1日召開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稱這個新政策為「喘息政策」：中國革命「由於歐洲出現某種穩定，……國際局勢變得非常嚴峻。國內局勢在最近一個時期由於國民軍的失敗和撤退也惡化了」。因此，不僅蘇聯「需要延長喘息時間，對當時蘇聯在遠東的最大對手日本「需要作出讓步」，並力求同中國現有政府「保持真誠的關係」；中國革命也要與蘇聯外交政策相適應，必須設法「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甚至擱下「國家命運問題」，「容忍南滿在最近一個時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聯共政治局通過一個重要文件，對此辯解說：這不能錯誤地解釋為「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調整蘇聯和日本國家間的關係」。[17]這種辯解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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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份迫使中國革命服從蘇聯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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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待北京政府和北洋軍閥：「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人民軍以及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在漸漸消失。人民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有必要同吳佩孚建立固定關係，這是整個形勢決定的。對中國現時政府方面也一樣。」[18]——這是重溫與吳佩孚政府聯盟的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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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評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釗中共北方區委、維經斯基和上海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在推動反帝運動，支持馮玉祥反對北京政府和直系、奉系軍閥，反對國民黨右派問題上，「採取了過左的方針」；「認為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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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和人民軍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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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要中共中央徹頭徹尾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為馮玉祥的人民軍抬轎子，在南方為國民黨做苦力。它的出發點，一是希望與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暫時討好，爭取吳佩孚政府對蘇友好；二是國民黨鞏固和擴大，將來代替吳佩孚而建立一個對蘇真正友好的政權。為此必須使中共屈服於帝國主義、吳佩孚和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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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在12月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傳達史太林上述「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時，再次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包括陳獨秀）「太左了，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以外勢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評維、陳的「計劃在總體上和細節上都考慮欠周」為此，史太林的「最高指示」給予了「修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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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指出，當時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針對加拉罕、維經斯基執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聯共政治路線——支持馮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等，從當時階級力量對比來考察，這條路線的確有「左傾」的色彩，但是現在180度大轉彎，而且一刀切，連中共正在進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務——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右派都不允許，這使中共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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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聯共中央對當時國際與中國形勢的分析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國際或中國形勢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東方亮」，即使歐洲出現了聯盟反蘇的形勢，並不意味着在東方就必然出現帝國主義聯合鎮壓中國革命的狀況。「五卅」運動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馮玉祥在北方的失敗，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並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須實行退卻。恰恰相反，南方正處於革命高潮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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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陳獨秀實在有點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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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現在內部或公開出了好幾本陳獨秀的詩集，但是，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寫的。中年幾乎沒有，筆者在收集資料時，只發現一首他1925年秋寫的詩，內容明顯表示對以上形勢特別是國際指示退讓和四屆二中全會上自己「退出國民黨」意見被否定後的不滿、消沉、失望、矛盾心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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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陳獨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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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情脈，感年芳；餘夢愔，入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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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世只傳方朔異，[i]南遊空歎老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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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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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鱸魚亦歸去，[ii]黃塵京國使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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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新秋夜坐偶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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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陳獨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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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兩句（12字），表示了對當時形勢惡劣和自己主張被否定後的低沉心情。「白塔」、「黃塵京國」表明作者在北京所作，應該在北京白塔寺附近，所以坐着也能看到白塔和明月。假如北方的形勢像國際所說這麼糟糕，但南方卻充滿着希望，所以，即使不如張翰那樣回歸南方吃鱸魚，我們也要回歸南方去。正如白塔在凌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着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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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聯共卻從自己錯誤的形勢分析出發，指導中國革命的整個路線由進攻轉向退卻。在國共合作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也應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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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先是維經斯基被迫放棄中共退出國民黨的思想，然後再迫使陳獨秀改變主張，毫無保留地貫徹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而貫徹這個指示，完成這個「轉折」的標誌，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國民黨二大選舉、「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五一五」整理黨務案事件上一系列的讓步。經過周恩來的歸納，[22]過去人們把這「三大讓步」，說成是形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標誌。現在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絕密檔案才揭開真相，完全是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所為，再強加給陳獨秀黨中央。陳獨秀曾抵制過，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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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共產國際、聯共是怎樣把陳獨秀當猴耍的：先是陳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們強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後強調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當陳這樣做並取得一定成效時，又突然批評他左傾，又強迫他及中共成為國民黨的附庸與苦力。陳本人的悲劇一是對社會的發展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堅定的原則，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戲弄；二是他領導的中共太弱小，特別是沒有武裝，也只有聽人擺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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