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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陳獨秀的這個觀點無疑是深刻的，看透了當時蔣介石急於北伐的用心。這也說明陳獨秀在6月4日為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說的一些話乃違心之言。為批駁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是中共「倒蔣陰謀」的「栽誣」，陳在信中說：「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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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由於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多次說過這類違心之言。可是，後來的中共官方史學和眾多學者，都以此斷章取義地批判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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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反對北伐另一個考慮是，認為當時廣東與北洋軍閥的軍事力量對比不利於廣東，因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佔據中原的吳佩孚直系軍閥在「武力統一」口號下，正策劃南伐廣東，所以，陳認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50]關於這一點，與當時推行「喘息政策」、主張與帝國主義、北洋政府妥協的莫斯科當局倒是一致的，莫斯科也多次表示反對北伐。在1925年12月3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作為會議決議的史太林指示就說：「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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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6年5月6日和20日北伐前夕，聯共政治局兩次會議還作出決定：「（蘇共）中央過去認為、現在仍認為分散廣州的軍事力量」，「鑒於目前出現的情況，認為可以派遣一支規模不大的遠征軍去保衛通往廣州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讓軍隊擴展到該省疆界之外。」「責成廣州同志保證實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堅決譴責在目前進行北伐或準備北伐的指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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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莫斯科反對北伐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莫斯科主要是怕遭到如馮玉祥在北方那樣的失敗，大批蘇聯援助付之流水。陳獨秀主要擔心北伐加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在這一點上，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與陳獨秀的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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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即北伐開始以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在廣州召開的會議結論中，還推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意見：「在對待北伐的態度上，要宣傳中央的立場，就像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在黨的機關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樣，這樣來準備條件，使黨能在有利的時機提出具體的口號，制止軍隊繼續向北推進，因為這是與向農民徵稅和進一步加強軍事獨裁有聯繫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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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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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山艦」和「整理黨務案」兩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擊和壓迫的鮑羅廷、中共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反蔣派人士卻積極擁護北伐，他們想從北伐中擺脫身處的困境。為甚麼這兩個事件對鮑羅廷也是一種打擊呢！因為，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前，鮑對其在中國兩年的工作成績十分自負，甚至在北京對來華將去廣州考察的布勃諾夫使團吹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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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我們從那裏趕走了帝國主義，正是在帝國主義的中心趕走了帝國主義的影響。今後……還有甚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甚麼，一旦我們提出甚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我們在那裏已經不是外人，我們毛遂自薦，並將根據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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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幾乎沒有軍閥，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在中國其餘地區的那種軍閥……但毋庸置疑，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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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個軍和6個軍長當中，可以認為有4個是完全可靠的。我們同他們未必有很大的誤會，他們當中蔣介石、譚延闓、吳鐵成（原文如此，應是李濟深，因為吳是警察局長，不是國民軍軍長——引者）和朱培德無可非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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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件，給了他一悶棍，徹底否定了他對廣州局勢樂觀的估計和對蔣介石「完全可靠」的評價。布勃諾夫對「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對蘇聯顧問的嚴厲批評，更是對鮑羅廷這段吹牛話語的最辛辣的諷刺。鮑羅廷在受此刺激和打擊後，決心對蔣進行報復，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農的力量，認為中共「沒有實力，不能同蔣介石及其政治方針作鬥爭」，二是看不起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並不認為有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北伐中蔣介石與其他軍事集團的矛盾衝突上，把革命變成單純的在上層「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為此，他為北伐設計了這樣一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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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在軍事上的勝利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但蔣介石和「保定派」（當時除蔣為軍長的第一軍的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出身——引者）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為了使北伐取得成功，我將給他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可以肯定地說，北伐的結果將是蔣介石及其整個集團在政治上的滅亡」（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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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廣東區委受了鮑羅廷的影響，更飽受廣東系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的壓迫與欺侮，積極擁護並促成北伐，企望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進行報復，打倒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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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地方軍政集團和其他非蔣勢力，包括國民黨左派和第一軍除外的國民革命軍各軍，也都支持北伐，希望蔣介石離開廣東或擺脫由俄國全力扶持（特別是軍事援助）的蔣介石軍事獨裁。也有少數人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及孫科，怕蔣介石在北伐中強大起來而加強他的軍事獨裁，對北伐心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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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文章一發表，廣東一片譁然：「國民黨中派及右派左派領袖，均表示不滿」；顧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撥人民與國民政府之感情」；張靜江則請鮑羅廷「勸仲甫勿再作這類文章；黃埔特區國民黨党部則向中央黨部控告，並禁止同學購閱《嚮導》，「左傾分子不贊成，竟至用武」。「在中央黨部接受黃埔同學這個控告後，開會討論，李濟深第一個站起來說這篇文章並不錯，孫科亦然，左派諸人亦借此機會向中派發牢騷。最後，勉強敷衍由主席張靜江寫一信給仲甫結束此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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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駁答張靜江（人傑）抗議的復信，堅持《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立場和觀點，申明：「我們對於出師北伐是否國民革命之唯一先着，對於怎樣出師北伐，和你們都有不同的意見。你們一聞不同的意見便以為是攻擊，你們這種不受善言的老脾氣也仍然絲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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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北伐已成大勢的情況下，陳獨秀能看透蔣介石北伐的用心，並力排眾議，提出反對北伐的主張，故然表現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氣，但也表現了他的十足的書生氣。因為當時是否北伐的決定權，在廣東方面，主要是蔣介石、鮑羅廷及其影響的中共廣東區委方面，而不在上海中共中央手中。所以，儘管中共中央作出了反對北伐的決定，廣東國民政府還是在7月1日誓師北伐。陳獨秀7月7日發表的反對北伐的文章成了馬後炮。而且由於他追求的是革命的北伐——即發動革命群眾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所以，他不想把「打倒蔣介石」放在首位。於是，當中共廣東區委派周恩來到上海請示「在北伐中是幫助蔣介石呢，還是削弱蔣介石？」陳獨秀表示：第一，反對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擁護蔣介石，也不是打倒蔣介石。[57]所以，後來周恩來批判陳獨秀說：關於在北伐中對蔣介石的方針「陳獨秀說你們開個會商量商量好了。」開會時，張國燾代理主席，「說北伐中我們的方針就是，是反對蔣介石，也是不反對蔣介石。所以，在北伐戰爭中，直到國民黨三中全會前，對蔣介石的方針是不明確的，結果就是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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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周恩來把北伐中幫助蔣介石坐大的罪責歸咎於陳獨秀實在是不公平，真正反對打倒蔣介石而且大力幫助蔣介石的，是莫斯科。因為，他們見北伐一路凱旋，7月12日攻取長沙；9月就攻克漢口、漢陽，莫斯科立即改變原來反對北伐的態度，就傾全力幫助蔣介石。結果，即使中共廣東區委和鮑羅廷想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企圖，也成了泡影。與蔣介石得到莫斯科巨額經費及武器供應相比，在上海的陳獨秀黨中央既無錢、又無武器，拿甚麼「打倒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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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於當時的陳獨秀來說，不是要不要反對北伐、要不要打倒蔣介石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反對北伐、能不能打倒蔣介石的問題。很顯然，在國民黨和共產國際雙重壓制下，陳獨秀不過是百無一用的書生，儘管他作為中共的總書記和他那特殊的個性，為捍衛黨和革命的純潔性還要出來頑強地表現一番，結果只能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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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當然知道是徒勞的，不過是再一次表現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硬骨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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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方朔」，即漢代大臣的東方朔，傳說以怪異的方式推進改革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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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鱸魚」、「歸去」，指的是西晉大司馬張翰因不滿朝政，提出辭官回家鄉蘇州吃鱸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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