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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9月份後，由於蔣介石的反共形象逐漸明顯，再加上唐生智率領的第四、六、七軍在湖南、湖北的戰場上節節勝利，實力迅速增長；而蔣率領的第一、二、三軍在江西戰場上屢屢失利，威望下降。於是，鮑羅廷為雪恥，也加緊進行所謂「迎汪抑蔣」（把還在國外的汪精衛接回來）、「以唐制蔣」活動。這種活動得到了國民黨左派、非蔣系軍官及共產黨內不少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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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自己地位之危險」，蔣介石派人到上海請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赴武漢，「請C.P.勿贊成汪回」。陳獨秀不屑於鮑羅廷的謀略，向蔣介石表示中共中央的態度：「我們贊成汪回」，但在以下三個條件之下：「1、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2、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愈加充實蔣之實力，作更遠大的發展，決不主張別的軍人擁汪以助小軍閥倒蔣；3、不主張推翻整理黨務案。」[7]因他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以「在野黨」自居，反對共產黨員到國民黨政府中做官。對於蔣、唐關係，陳獨秀對黨內指示：「我們現時對於蔣、唐的衝突不去助長，也不去消滅，只維持其平衡，在這個平衡中，還可逼他們多做點革命工作。」[8]這樣，就把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原定「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設想完全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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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採取這樣的方針？除了莫斯科不允許在北伐勝利聲中倒蔣之外，陳獨秀一貫反對孫中山北伐取「聯甲倒乙」方針，認為國民黨中的別人並不一定比蔣好；另外也想給蔣一個回頭的機會。他的根本思想還是把希望放在自己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上。9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七號通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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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汪絕不是就要倒蔣，在現時內外情勢之下，採取此政策是很危險的：一動搖了北伐的局面，二繼蔣之軍事首領不見得比蔣好……主要是要產生一個左派的政綱，為我們與左派合作的基礎，……如果蔣能執行左派政綱成為左派，我們亦可不堅持要汪回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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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中共中央致函廣東區委，通報16日中央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席會議的結論：認為北伐後廣東政府勾結反動勢力摧殘工農學革命民眾，出路有三：一、迎汪倒蔣；二、汪蔣合作；三、使蔣成一個左派，執行左派政策。第一辦法太危險，第三辦法進行亦多困難，「比較最好的是取第二辦法」。[10]——可見，「蔣汪合作」並對蔣介石抱有幻想是遠東局的方針，歸根到底是莫斯科的方針，陳獨秀不過是奉命執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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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對於國民黨十月一日擴大會的意見》，揭露當時蔣介石突然提出遷移國民政府陰謀，企圖以軍挾政，要求「國民政府當注重各省自治權，各省組織自治政府，打破總司令的委任制度……減少軍事獨裁傾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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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發表的《中央局關於最近全國政治情形与黨的發展的報告》再次重申「汪蔣合作」，「蔣唐平衡」，「將軍權和黨權分開，請汪精衛回粵，黨權交與汪精衛」，「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照以上辦法，既迎合蔣好大喜功之心，又使他拋棄目前和汪的爭持，及各小軍閥間的權力或者不至衝突。以蔣現在所處之地位，或能接受我們這個忠告和主張。」通告最後重申陳獨秀《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主要意思：「1、北伐只是一種討伐北洋軍閥的軍事行動，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2、防止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不能因北伐而犧牲民眾之自由利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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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由於北伐順利，史太林和鮑羅廷越來越信任蔣介石，所謂的「利用」，變成了「依賴」。因此到11月，鮑羅廷及其影響下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中共廣東區委和兩湖的同志，又放棄當初的「以唐制蔣」策略，改成「扶蔣抑唐」。為此陳獨秀黨中央在9月11日專門致函廣東區委，批評他們受了蔣介石的影響，意在「扶蔣抑唐」是「非常之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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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基礎上（特別是農民運動）的思想，表現在10月17日給各級黨部的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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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可是怎樣才能夠走到群眾的政黨呢？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個重要問題，當然，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品質上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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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黨，自然以工農黨員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漢、津唐、香港四個工業區及山東湖南礦工各省路工外，另外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產業工人實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國領土是農民世界；尤其是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陝西、江西這些省份，都已經有了農民運動，我們的黨在這些省份應該喊出一個口號：「到農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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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的提議，希望各地各級黨部負責同志都能夠經過很誠意的考慮而採納，切勿冷談的嘲笑我這是一個空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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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11月5–6日給遠東局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的材料《陳獨秀同志論農民問題》中提出：「應當號召農民加入國民黨隊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轉，並給它以力量來同右派進行鬥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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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材料中，陳獨秀提出了這樣的農民運動綱領。這個農民運動綱領的中心內容是「減租減息」、農村政權歸農民，帶有農村自治的「民主」性質，應該說是比較積極和溫和的、實事求是的。因此，略加修改後，被聯席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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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11月中旬，陳獨秀黨中央還特別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簡稱「中央農委」），任命毛澤東為書記，成員有彭湃、阮嘯仙、陸沉等七人。農委在漢口設立辦事處，指導湘、鄂、贛、豫、川各省農民運動，並開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11月15日，中央局決議作出了《目前農運計劃》，指出：「在目前的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並具體地指示了各省工作的重點地區與注意事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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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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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傳統觀念總是反復無數次地批判陳獨秀輕視農民的革命性，反對農民運動。其實，毛澤東就是陳獨秀培養起來並放到中央農委書記位置上的——而從當時進行農民運動的資歷和成績來說，最大的是被譽為「農民大王」的彭湃。陳獨秀反對的，只是大革命後期毛澤東式狂暴的、「過火的農民運動」和莫斯科無法執行的極左的農民運動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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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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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經斯基「引火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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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也好，戰爭也好，不應該拒絕計謀。當時，史太林（及鮑羅廷）與陳獨秀雙方都走入了一個誤區：把群眾運動與上層的鬥爭割裂開來，不懂得北伐戰爭與民眾運動也是辯證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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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來，當時對待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存在着兩條路線、四種方法：一條是史太林和鮑羅廷的路線：依靠蔣介石的單純的軍事北伐路線；一條是陳獨秀和維經斯基（遠東局）的路線，在不反對北伐的條件下（因為北伐已經勝利展開），主要依靠工農運動和國民黨左派的路線。四種方法是：史太林的方法是利用（實為依靠）蔣介石到底——打到北京；鮑羅廷看出蔣在打下南昌後有反蘇反共傾向，開始在上層倒蔣；維經斯基是主要依靠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但為保護中共，主張以國民黨左派為主；陳獨秀在屢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的主張被推翻後，反對鮑羅廷的策略，執行遠東局的方針，但對國民黨左派不太信任，主要以共產黨和工農運動的力量為主。就是說，他與遠東局之間也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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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維經斯基還是比較支持陳獨秀。1926年9月22日和10月22日他兩次寫信或致電莫斯科，以北伐勝利造成的工農民眾受壓制、蔣介石軍事獨裁傾向加強的危機為理由，批評鮑羅廷對國民黨上層「無條件退讓」和「投降」，要求將其撤換，並準備推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爭取建立「商人和國民黨人」的政權，堅決發動農民「反對地主和豪紳」的鬥爭，並認為只有堅決鬥爭，才「不會嚇跑國民黨左派和城市民主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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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經斯基此舉引起史太林震怒。因為「三二〇事件」對蔣介石的讓步正是史太林的政策，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是他的一塊心病，在蘇聯國內正嚴密封鎖，不使其成為托洛斯基派反對自己的口實。此其一。其二，史太林正被北伐的表面勝利衝昏頭腦，認為自己的策略是完全正確和成功的。9月23日北伐軍打到武昌，他在度假聖地索契歡呼「漢口將很快成為中國的莫斯科」。[17]所以，史太林先後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嚴詞拒絕維經斯基的主張和建議，批其為「左的幻想」，會嚇倒國民黨，「使它向右轉一定要同右派結成聯盟」；「所建議的加劇反對中國資產階級和豪紳的鬥爭，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不准發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遠東局諸如在上海和南京發動武裝起義問題所持的輕率能度是不能容忍的」；批評發動農村鬥爭「會削弱國民黨的戰鬥力」。[18]共產國際甚至致電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軍佔領上海以前，暫時不應當進行土地運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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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聯共政治局不僅不撤換鮑羅廷，還給鮑羅廷頒發「紅旗勳章」，進而改組遠東局，維經斯基被撤職，並置遠東局於鮑羅廷領導之下。[20]這樣，就使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北伐中的路線與莫斯科所要推行的路線發生嚴重衝突。胳膊扭不過大腿，陳獨秀自然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維經斯基為此要求他和陳獨秀到莫斯科「報告中國情况」（進行辯解），但史太林未予理睬。[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