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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基礎上（特別是農民運動）的思想，表現在10月17日給各級黨部的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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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可是怎樣才能夠走到群眾的政黨呢？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個重要問題，當然，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品質上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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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黨，自然以工農黨員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漢、津唐、香港四個工業區及山東湖南礦工各省路工外，另外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產業工人實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國領土是農民世界；尤其是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陝西、江西這些省份，都已經有了農民運動，我們的黨在這些省份應該喊出一個口號：「到農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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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的提議，希望各地各級黨部負責同志都能夠經過很誠意的考慮而採納，切勿冷談的嘲笑我這是一個空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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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11月5–6日給遠東局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的材料《陳獨秀同志論農民問題》中提出：「應當號召農民加入國民黨隊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轉，並給它以力量來同右派進行鬥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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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材料中，陳獨秀提出了這樣的農民運動綱領。這個農民運動綱領的中心內容是「減租減息」、農村政權歸農民，帶有農村自治的「民主」性質，應該說是比較積極和溫和的、實事求是的。因此，略加修改後，被聯席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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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11月中旬，陳獨秀黨中央還特別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簡稱「中央農委」），任命毛澤東為書記，成員有彭湃、阮嘯仙、陸沉等七人。農委在漢口設立辦事處，指導湘、鄂、贛、豫、川各省農民運動，並開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11月15日，中央局決議作出了《目前農運計劃》，指出：「在目前的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並具體地指示了各省工作的重點地區與注意事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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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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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傳統觀念總是反復無數次地批判陳獨秀輕視農民的革命性，反對農民運動。其實，毛澤東就是陳獨秀培養起來並放到中央農委書記位置上的——而從當時進行農民運動的資歷和成績來說，最大的是被譽為「農民大王」的彭湃。陳獨秀反對的，只是大革命後期毛澤東式狂暴的、「過火的農民運動」和莫斯科無法執行的極左的農民運動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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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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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經斯基「引火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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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也好，戰爭也好，不應該拒絕計謀。當時，史太林（及鮑羅廷）與陳獨秀雙方都走入了一個誤區：把群眾運動與上層的鬥爭割裂開來，不懂得北伐戰爭與民眾運動也是辯證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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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來，當時對待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存在着兩條路線、四種方法：一條是史太林和鮑羅廷的路線：依靠蔣介石的單純的軍事北伐路線；一條是陳獨秀和維經斯基（遠東局）的路線，在不反對北伐的條件下（因為北伐已經勝利展開），主要依靠工農運動和國民黨左派的路線。四種方法是：史太林的方法是利用（實為依靠）蔣介石到底——打到北京；鮑羅廷看出蔣在打下南昌後有反蘇反共傾向，開始在上層倒蔣；維經斯基是主要依靠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但為保護中共，主張以國民黨左派為主；陳獨秀在屢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的主張被推翻後，反對鮑羅廷的策略，執行遠東局的方針，但對國民黨左派不太信任，主要以共產黨和工農運動的力量為主。就是說，他與遠東局之間也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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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維經斯基還是比較支持陳獨秀。1926年9月22日和10月22日他兩次寫信或致電莫斯科，以北伐勝利造成的工農民眾受壓制、蔣介石軍事獨裁傾向加強的危機為理由，批評鮑羅廷對國民黨上層「無條件退讓」和「投降」，要求將其撤換，並準備推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爭取建立「商人和國民黨人」的政權，堅決發動農民「反對地主和豪紳」的鬥爭，並認為只有堅決鬥爭，才「不會嚇跑國民黨左派和城市民主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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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經斯基此舉引起史太林震怒。因為「三二〇事件」對蔣介石的讓步正是史太林的政策，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是他的一塊心病，在蘇聯國內正嚴密封鎖，不使其成為托洛斯基派反對自己的口實。此其一。其二，史太林正被北伐的表面勝利衝昏頭腦，認為自己的策略是完全正確和成功的。9月23日北伐軍打到武昌，他在度假聖地索契歡呼「漢口將很快成為中國的莫斯科」。[17]所以，史太林先後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嚴詞拒絕維經斯基的主張和建議，批其為「左的幻想」，會嚇倒國民黨，「使它向右轉一定要同右派結成聯盟」；「所建議的加劇反對中國資產階級和豪紳的鬥爭，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不准發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遠東局諸如在上海和南京發動武裝起義問題所持的輕率能度是不能容忍的」；批評發動農村鬥爭「會削弱國民黨的戰鬥力」。[18]共產國際甚至致電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軍佔領上海以前，暫時不應當進行土地運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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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聯共政治局不僅不撤換鮑羅廷，還給鮑羅廷頒發「紅旗勳章」，進而改組遠東局，維經斯基被撤職，並置遠東局於鮑羅廷領導之下。[20]這樣，就使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北伐中的路線與莫斯科所要推行的路線發生嚴重衝突。胳膊扭不過大腿，陳獨秀自然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維經斯基為此要求他和陳獨秀到莫斯科「報告中國情况」（進行辯解），但史太林未予理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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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之所以同情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是因為「三二〇事件」後，由於莫斯科認為事件是中共推行「左傾」路線造成的，陳獨秀又一次一次提出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破壞莫斯科的基本路線，直接威脅到蘇俄在中國追求的利益。所以，在「三二〇」後，莫斯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對中共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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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進一步強調中國革命必須服從蘇聯的利益，用布勃諾夫的話說：對中共，特別是「對廣州要給予更多的注意，把對它的領導工作與我們在全中國的政策結合起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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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參加遠東局，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則參加中共中央和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代表「應定期向遠東局報告中央工作，必要時還應就主要的政治問題同遠東局預先進行協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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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的任何重大決策和行動，必須經過遠東局批准，而遠東局必須請示莫斯科。如此實行僅一個月後，遠東局的工作報告承認：「我們遠東局起了領導作用」，「變成中國黨的第二個中央，取代實際上的中央委員會，從而破壞黨的正常發展」；還發生「不經黨中央的事先決定就派俄國同志到黨的地方組織工作」的情況。這樣的文字似乎是在作檢討，但並不想改，所以遠東局三個月工作總結還得意地說：中共中央「政治生活和活動中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在遠東局俄國同志的參與下解決的」；「我們還要監督中共的軍事工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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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很快認識到「中國的局勢複雜，遠東局……勝任不了它所肩負的任務」。1926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陳獨秀的總結報告有三點使他們「感到驚訝」。比如陳認為，「與左傾軍閥勾結在一起的民族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是時局的基本特點，而不是像他們和莫斯科那樣「滿足於對個別問題的回答」（即就事論事，甚至顛倒黑白地說蔣介石的挑釁是中共的左傾錯誤引起的）。由此，他們甚至說莫斯科對中國情況「知之甚少」；「廣州的情况，要比莫斯科所描繪的複雜得多」；「由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遠東的工作也是十分錯誤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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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俎代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由此導致的後果反而教育了遠東局的一些領導人認識到莫斯科的路線有問題。特別是當時任遠東局書記的維經斯基一直比較同情中共的困難處境，一度支持陳獨秀退出國民黨和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的主張。他認為「九二八指示」代表的莫斯科新路線，對於中共來說，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致命弱點。他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信抱怨說：既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又要事事遷就國民黨；既要領導國民黨、爭取革命領導權，又不能擔任國民黨黨政軍的領導職務；「要實行領導但不能變成指揮、由自己（共產黨人）取代國民黨人，這是特別困難的」；「必須發展農民運動但同時又不破壞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國民黨「使用一些軍事領袖，而且也被這些領袖利用」，以致國共合作本來是要「使民主發展傾向取得勝利」，實際卻在走向軍事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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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維經斯基深深感歎道：「中國的解放鬥爭是多麼的與眾不同，在這種鬥爭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麼的困難，一方面要冒陷入機會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面又要冒過左和破壞必要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危險」；瞭解了這些，「那麼就會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條件下進行工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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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陳獨秀生來就具有挑戰困難和頑敵的品性。北伐軍打到杭州，中共中央連續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三次武裝暴動，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配合北伐，另一方面更有抵制莫斯科、依靠自己力量革命之意；而第二、第三次武裝暴動，更是為了抵制蔣介石到上海反共之想。這時，陳獨秀已經基本上看清了蔣介石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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