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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陳獨秀生來就具有挑戰困難和頑敵的品性。北伐軍打到杭州，中共中央連續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三次武裝暴動，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配合北伐，另一方面更有抵制莫斯科、依靠自己力量革命之意；而第二、第三次武裝暴動，更是為了抵制蔣介石到上海反共之想。這時，陳獨秀已經基本上看清了蔣介石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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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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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前兩次上海工人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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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1日，北伐軍攻克漢口，揮師東進，攻入江西，與在福建作戰的北伐軍同戰孫傳芳部隊。孫兩面受敵，抽調各方主力投入江西戰場。上海防務空虛。10月16日，浙江省長夏超宣佈獨立，並率部向上海進發。這時，上海以虞洽卿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因與孫有矛盾（孫曾取消虞的上海商務幫辦、上海總商會會長等職），極希望共產黨助其一臂之力，「取得上海政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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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7日，北伐軍攻克漢口。圖為北伐軍進入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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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孫中山時期策劃過武裝起義的國民黨上海軍事特派員紐永建活躍起來，「要工人幫助他，聽他的號令起來動作」，答應暴動成功後「保護工人」。[28]由中共上海區委出面，組織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暴動。1983年大陸公佈的檔案材料說：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決定這次暴動「以商界為主體」，「以國民黨的紐永建和吳稚暉二人為主力」；在未來的市政府中「不反對資產階級為市民取得政權」，無產階級「不拿政權」；「我們只須有人參加，不必要重要的地位，我們的目的只在取得民眾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29]當時紐永建號稱有1，000人（實際只有100餘人），上海工人糾察隊只有2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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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上海工人倉促舉行第一次武裝暴動。當天因夏超部隊被孫軍擊敗、紐永建及其聯繫的起義部隊臨陣動搖，工人陷於孤軍作戰而失敗。於是，傳統觀點又給陳獨秀一條「放棄革命領導權」的罪狀。其實，正如上述在這次暴動前一天（10月22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電報所述，這次暴動把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國民黨、建立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政權，正是遠東局定的方針。陳獨秀只是在上海區委會議上傳達了這個方針而已。維經斯基的電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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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軍隊最近取得的勝利使孫（傳芳）開始崩潰……反孫鬥爭正在上海廣泛展開，12個月前採取的在爭取商人和城市民主派自治的旗幟下將孫逐出上海的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不排除在最近幾天內成立由商人和國民黨組成的、主張正式或非正式承認國民政府的政權委員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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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經斯基主張依靠國民黨左派為主、加上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制蔣。殊不知，國民黨左派十分軟弱。所以，他及遠東局的策略就夾在莫斯科與中共之間，力圖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而結果往往徒勞，不得不服從莫斯科，同時又同情並說服陳獨秀執行莫斯科的路線。由於他首先看出了「利用蔣介石的策略反被蔣所利用的危險」，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所以，首先遭到整肅。「大革命」後期，特別是武漢時期，他實際上成了一個多餘的人，實權掌在鮑羅廷和羅易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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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暴動失敗第二天，中共上海區委就總結經驗，區委書記羅亦農說：「這次我們認識資產階級毫無力量，不要把他們力量看大。以後上海的運動，應很堅決的認定只有工人階級可以主動，否則一無所有。以後特別要認定自己為一切的中心。」[31]於是這個方針就成了陳獨秀黨中央指導以後兩次暴動的指導思想。遠東局在事實教訓面前，也不得不違背莫斯科指示，默認這個方針，放棄讓資產階級國民黨來領導暴動和掌握政權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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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的形勢發展很快。1927年初，蔣介石公然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決定，扣留路過南昌（總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領導人，要求遷都南昌，以實現他以軍制黨的個人獨裁，製造了一場遷都之爭，在中共、鮑羅廷和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反擊下，此舉未成，但革命陣營的分裂公開化了。2月21日，蔣在南昌行營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發表演說，提出「制裁」共產黨，驅逐鮑羅廷，推翻三大政策。隨後，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陳贊賢被殺。接着，從九江、安慶，在北伐的同時，蔣一路反共，殺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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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1月21日，陳獨秀借紀念列寧逝世三周年發表文章，對形勢的危急作了充分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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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中國！」列寧若到現在還活着，必然這樣歡呼。可是這裏有一個嚴重問題，即是：在革命的中國是否也會走到一種歷史的時期……一方面因懼怕工農階級及其政黨的勢力漸漸增長，一方面為帝國主義和國內黑暗勢力投機分子和平空氣所誘惑，遂至回頭和國內外黑暗、反動、右傾、一切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向前進的工農群眾進攻……以回復到不革命的中國，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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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27年2月，北伐軍打進浙江省時，中共中央決定既不想完全讓北伐軍攻佔上海，也不等到北伐軍攻打上海時扮演配角幫助拿下上海，而是搶在北伐軍攻佔上海前領導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所以，暴動目的宣傳上是配合北伐，實際相反，主要是反蔣，與蔣爭奪上海政權。正如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在1月25日傳達中央指示時所說：「上海為財源之地，北伐軍如果一來，必將勾結資產階級，也許蔣介石到上海後，就正式攻擊C.P.，而爆發直接衝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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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在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討論舉行第二次工人暴動時，區委組織部長趙世炎說：中央「要我們趕快做反英運動」；「現在蔣介石要來，我們如無運動，他必與帝（國）主（義）妥協」。會議決定：「現在局面很緊，我們要趕快準備，表示民眾力量」；「我們現在要給民眾知道，蔣實反革命，說北伐軍、國民政府很好，而蔣不好，再將蔣之罪狀宣佈，特別是工人群眾。宣傳時，只用口頭不用文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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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時北伐表面上還在勝利進行，蔣又是總司令，所以反蔣鬥爭必須講究策略。「只用口頭不用文字」，或用文字時，也只揭露事實，不予聲討。這是當時陳獨秀提出的方針，他本人發表的以上文章就是這樣處理的；即使點到蔣的名字也是只講事實或客觀反映報紙上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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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至23日，中共發動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暴動，但是，仍由上海區委出面組織，由於缺乏經驗，沒有在總同盟罷工後立即轉入武裝暴動，給敵人留有時間調集力量，結果又被鎮壓。工人被迫在24日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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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暴動期間，中共曾提出「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市民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但是當羅亦農、汪壽華（上海總工全委員長）與吳稚暉商量時，吳竟認為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提出抗議」。羅亦農等解釋此委員會僅為對付軍事，吳才勉強同意。同時，23日，陳獨秀親自致函吳稚暉：駁斥右派散佈的「西披（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政府」的謠言，望吳「萬勿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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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共產黨不屈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為了再發動第三次暴動，陳獨秀親自參加中共中央與上海區委的聯席會議，決定由上海總工會發佈復工令，擴大武裝組織，準備再次暴動。會議還決定成立指導第三次武裝暴動的「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由當時中共最優秀的領導人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尹寬、彭述之、周恩來等八人組成。——這就堅定地表示了中共親自掌握這次暴動領導權的決心，沒有絲毫後來中共批判的「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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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暴動勝利後建立甚麼樣的政權問題上，陳獨秀始終不敢提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從而與瞿秋白發生尖銳的對立，中共中央從此分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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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月中旬，第二次暴動前夕，上海區委動員暴動的活動分子會議，瞿秋白要求去參加會議，陳獨秀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則讓彭述之去，沒讓瞿去。彭代表陳獨秀黨中央在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時，沒有提出「工人奪取政權」的口號。瞿秋白知道後，提出一個新的暴動提案，指出了彭的錯誤，提出工人應參加市政府選舉及聯合小資產階級、反對大資產階級。陳獨秀和彭述之深感工人及中共力量之不足，並擔心國共合作局面的破裂（這在當時的遠東局和莫斯科都是不允許的），因此拒絕了瞿秋白的提案。他們的意思是，中共可以領導暴動，參加新政權，但只能建立與資產階級國民黨的聯合政權，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領導），不能排擠資產階級甚至大資產階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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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是要把上海暴動引向蘇聯十月無產階級革命的模式。所以，他在1923年批評過陳獨秀。現在他寫了《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嚴厲指責黨在「二暴」中的錯誤策略「簡直客觀上是賣階級的策略」，即沒有竭力鼓勵工人階級「武裝鬥爭的意志，指明其奪取參政權之目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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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不敢直接批評當時有崇高威望的「老頭子」陳獨秀，只敢批評緊跟陳獨秀的黨內第二把手彭述之。因為，他寫了《意見書》後就離滬去武漢，埋頭撰寫一部長篇文章《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又名《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什維克主義》，批評「彭述之主義」，實際上批評1923年以來的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及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論」、放棄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等錯誤。所以，瞿秋白沒有接着參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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