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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暴動期間，中共曾提出「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市民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但是當羅亦農、汪壽華（上海總工全委員長）與吳稚暉商量時，吳竟認為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提出抗議」。羅亦農等解釋此委員會僅為對付軍事，吳才勉強同意。同時，23日，陳獨秀親自致函吳稚暉：駁斥右派散佈的「西披（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政府」的謠言，望吳「萬勿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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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共產黨不屈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為了再發動第三次暴動，陳獨秀親自參加中共中央與上海區委的聯席會議，決定由上海總工會發佈復工令，擴大武裝組織，準備再次暴動。會議還決定成立指導第三次武裝暴動的「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由當時中共最優秀的領導人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尹寬、彭述之、周恩來等八人組成。——這就堅定地表示了中共親自掌握這次暴動領導權的決心，沒有絲毫後來中共批判的「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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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暴動勝利後建立甚麼樣的政權問題上，陳獨秀始終不敢提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從而與瞿秋白發生尖銳的對立，中共中央從此分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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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月中旬，第二次暴動前夕，上海區委動員暴動的活動分子會議，瞿秋白要求去參加會議，陳獨秀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則讓彭述之去，沒讓瞿去。彭代表陳獨秀黨中央在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時，沒有提出「工人奪取政權」的口號。瞿秋白知道後，提出一個新的暴動提案，指出了彭的錯誤，提出工人應參加市政府選舉及聯合小資產階級、反對大資產階級。陳獨秀和彭述之深感工人及中共力量之不足，並擔心國共合作局面的破裂（這在當時的遠東局和莫斯科都是不允許的），因此拒絕了瞿秋白的提案。他們的意思是，中共可以領導暴動，參加新政權，但只能建立與資產階級國民黨的聯合政權，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領導），不能排擠資產階級甚至大資產階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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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是要把上海暴動引向蘇聯十月無產階級革命的模式。所以，他在1923年批評過陳獨秀。現在他寫了《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嚴厲指責黨在「二暴」中的錯誤策略「簡直客觀上是賣階級的策略」，即沒有竭力鼓勵工人階級「武裝鬥爭的意志，指明其奪取參政權之目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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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不敢直接批評當時有崇高威望的「老頭子」陳獨秀，只敢批評緊跟陳獨秀的黨內第二把手彭述之。因為，他寫了《意見書》後就離滬去武漢，埋頭撰寫一部長篇文章《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又名《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什維克主義》，批評「彭述之主義」，實際上批評1923年以來的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及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論」、放棄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等錯誤。所以，瞿秋白沒有接着參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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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暴動時的陳獨秀與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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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長文章在4月中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散發。瞿秋白的這次分裂，為在中共五大前後莫斯科尋找陳獨秀的替代者、五大後陳獨秀實際靠邊站和最後把大革命的失敗歸罪於陳獨秀，客觀上提供了炮彈。說是「客觀」上，是因為瞿當時不瞭解真情，並不想陷害陳獨秀，只是他的「左」傾思想被莫斯科利用了。實際上，在他離開上海後，陳獨秀黨中央在總結「二暴」失敗教訓後，接受了他的批評，拒絕莫斯科的「不准暴動」的指令，完全獨立自主地根據當時的形勢，領導「三暴」取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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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6年11月11日，即莫斯科接到維經斯基報告，他們遠東局支持中共中央準備進行第二次工人武裝暴動時，史太林主持的聯共政治局會議就作出決定：「遠東局諸如在上海和南京發動武裝起義的問題所持的輕率態度是不能容忍的」；「對遠東局在上述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提出警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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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決定表明：莫斯科仍堅持10月29日史太林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給維經斯基信中的立場：「廣州勝利後形成的局勢不應造成左的幻想」；「既然是指依靠廣州和浙江的軍隊來成立由國民黨和商人組成的政權委員會（指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動時，遠東局的設想——引者），那這是合適的，但要靠武裝的工人的力量在上海發動政變就有可能使上海無產階級的積極分子淹沒在血淚之中。需要小心謹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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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瞿秋白與陳獨秀、彭述之發生分歧的同時，莫斯科的駐華代表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之間也發生了更嚴重的分裂。3月17日，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前夕，青年國際駐華代表N・那桑諾夫、共產國際遠東部成員（負責指導中國共青團）N・福金、共產國際聯絡部駐華代表A・阿爾勃雪脫三人給聯共中央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指責中國黨的領袖們「不相信中國革命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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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表明，這三個人是站在把中國革命做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當時的國民革命的。信中列數了陳獨秀黨中央在維經斯基支持下推行「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一系列錯誤：「害怕群眾運動」，「反對土地革命」，「在北伐軍佔領區不發動工人罷工」，「反對武裝工農」，「反對共產黨員和工農分子參加軍隊」，等等，總之是在黨政軍內不進行「無產階級為奪取中國革命中領導權的鬥爭」。因此，他們認為中國革命處於危機之中，宣稱中共黨的領導「只能領導黨與工人階級走向失敗與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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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些「錯誤」都是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忠實執行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以去年「八二九」為主要內容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結果。信中開出挽救這個危機的惟一方法是撤換維經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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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員會本身現在實際上由三個人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代表中派。我們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與伍廷康（即維經斯基——引者）孤立起來，放些新鮮空氣進中央委員會，弄一些工人進去，那麼這個『老頭子』，雖然有其一切缺點，卻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強得多的一個人；他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夠繼續成為黨的領袖之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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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人對當時中國革命的觀點，與正在猛烈批判史太林的托洛斯基的觀點不謀而合。所以，那桑諾夫立即被召回國，後兩位也在後來的肅反運動中被處死。但是，他們反映的情況，特別是莫斯科與維經斯基、陳獨秀與維經斯基之間的關係與差別，是比較客觀公道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陳獨秀是有保留的，但又不得不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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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顯然十分重視這封信，所以不僅立即派來了羅易這位更有權力的代表代替維經斯基，而且派來一個「審查小組」，審查每一個中共中央幹部，逐個找他們談話，企圖在中共「五大」上撤換陳獨秀。結果正如這封信中所說，由於「他享有巨大的威望」沒有找到替代他的人，只得維持陳獨秀總書記的地位。這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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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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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03、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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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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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1926年9月1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3輯，頁43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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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告全黨同志書〉（1919年12月10日）；〈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2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47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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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與鮑羅廷會議紀錄〉（1926年8月1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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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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