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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共《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中央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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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上海自治市的運動計劃〉（十月十七日），《教育雜誌》（偽裝本，中共上海區委油印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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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6日）；〈中共上海區委政治部政治宣傳大綱〉（1926年10月19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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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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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共上海區委各部書記臨時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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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嚮導》，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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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7年1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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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共上海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記錄〉（1927年2月16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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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頁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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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1927年2月24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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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7號（特字型大小第50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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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5號（特字型大小第48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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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上海來信〉，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140，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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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中）(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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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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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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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二暴」失敗當天成立陳獨秀為首的領導第三次暴動的「特別委員會」起，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成功後的3月30日，特委會開會共31次，陳獨秀參加了30次，而且在會上都有重要發言，重大決策都由他拍板決定。對複雜多變又險惡的形勢估計，採取的決策和策略，陳獨秀有正確，也有失誤。但由於身處在第一線，與莫斯科基本錯誤的指導方針形成鮮明對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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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書》，指出這次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直接反抗封建軍閥的第一次偉大的政治鬥爭」，「可惜上海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眾太軟弱沒有決心」；「在這次罷工中主要的缺點是沒有武裝準備，沒有準備武裝暴動的決心」；號召上海工人加緊團結，擴大組織，準備武裝，向新的鬥爭中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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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上海工人糾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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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晚，陳獨秀在特委會議上，再次總結第二次暴動經驗，準備第三次暴動時，又提出重要意見：「軍事運動，目標要集中，不要散漫」；「集中浦東，因浦東碼頭工人及流氓都可訓練」；浦東軍隊較少，「容易奪取武裝」；一再強調武器來源是「奪取武裝」，「要造成工人群眾奪取武裝的野心」。「要儘量發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與工會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現要重新分配」；人才來源：「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新的工人領袖之失業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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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為甚麼如此強調工人「奪取武裝」？因為莫斯科由於反對工人暴動，不給武器或買武器的錢。早在1月21日維經斯基在上海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中寫道：「關於武裝城市工人的問題情況很不好，因為沒有武器，也無從獲得武器。」甚至在武漢也是這樣，「工人們將請求政府給以武器以保衛革命和國民政府，幾乎沒有希望從政府手中得到武器。」[3]莫斯科只給北伐軍武器和經費，對共產黨的要求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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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陳獨秀在特委會上講話後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聯絡部駐中國代表阿爾布列斯特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皮亞特尼斯基的信中，更是急切呼籲：上海革命形勢「非常好」，工人還「將舉行罷工、示威遊行，這場罷工也許是起義的信號」，但是，「沒有錢。急需錢。有5萬元就可以買到武器、手榴彈等，可是沒有錢」；「幾乎沒有武器。這更糟。」[4]本來，在前一天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太林親自簽署作出決定：「撥給上海的同志10萬盧布」，但不到10天，即3月3日，中共中央準備發動第三次暴動時，莫斯科又撤銷了這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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