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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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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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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二暴」失敗當天成立陳獨秀為首的領導第三次暴動的「特別委員會」起，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成功後的3月30日，特委會開會共31次，陳獨秀參加了30次，而且在會上都有重要發言，重大決策都由他拍板決定。對複雜多變又險惡的形勢估計，採取的決策和策略，陳獨秀有正確，也有失誤。但由於身處在第一線，與莫斯科基本錯誤的指導方針形成鮮明對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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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書》，指出這次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直接反抗封建軍閥的第一次偉大的政治鬥爭」，「可惜上海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眾太軟弱沒有決心」；「在這次罷工中主要的缺點是沒有武裝準備，沒有準備武裝暴動的決心」；號召上海工人加緊團結，擴大組織，準備武裝，向新的鬥爭中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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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上海工人糾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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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晚，陳獨秀在特委會議上，再次總結第二次暴動經驗，準備第三次暴動時，又提出重要意見：「軍事運動，目標要集中，不要散漫」；「集中浦東，因浦東碼頭工人及流氓都可訓練」；浦東軍隊較少，「容易奪取武裝」；一再強調武器來源是「奪取武裝」，「要造成工人群眾奪取武裝的野心」。「要儘量發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與工會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現要重新分配」；人才來源：「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新的工人領袖之失業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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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為甚麼如此強調工人「奪取武裝」？因為莫斯科由於反對工人暴動，不給武器或買武器的錢。早在1月21日維經斯基在上海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中寫道：「關於武裝城市工人的問題情況很不好，因為沒有武器，也無從獲得武器。」甚至在武漢也是這樣，「工人們將請求政府給以武器以保衛革命和國民政府，幾乎沒有希望從政府手中得到武器。」[3]莫斯科只給北伐軍武器和經費，對共產黨的要求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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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陳獨秀在特委會上講話後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聯絡部駐中國代表阿爾布列斯特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皮亞特尼斯基的信中，更是急切呼籲：上海革命形勢「非常好」，工人還「將舉行罷工、示威遊行，這場罷工也許是起義的信號」，但是，「沒有錢。急需錢。有5萬元就可以買到武器、手榴彈等，可是沒有錢」；「幾乎沒有武器。這更糟。」[4]本來，在前一天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太林親自簽署作出決定：「撥給上海的同志10萬盧布」，但不到10天，即3月3日，中共中央準備發動第三次暴動時，莫斯科又撤銷了這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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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出爾反爾？會議記錄沒有記載理由，但顯然是因為得到了第二次暴動失敗、又要舉行第三次暴動的消息和需要購買武器的要求。莫斯科以此再次表示反對中共繼續舉行暴動。因為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還同時作出一個決定：「必須提請一切忠於革命的工作人員注意，目前中國革命由於階級力量的重新組合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結，正經歷一個危機時期，只有堅定不移地實行開展群眾運動的方針才能使革命取得進一步的勝利。否則革命就會受到巨大威脅。」[5]正是這樣，逼得陳獨秀不得不讓工人千方百計地自己奪取武器，在26日的特委會議上，陳甚至說：「不要佔機關，因我們無甚實力。」「但兵工廠關係重要，仍要想法奪取」；「至於奪取武裝，可以無論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奪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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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暴動成功和北伐軍進上海後的政權問題。2月24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指出：「成立工人代表會議，參加市政府，建立民主政權。」第二天發表的《告民眾書》又指出：「由市民公會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會，一切權力歸市民大會，實現國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會議的政權。」[7]怎樣實現他的目標呢？在2月28日特委會上，陳獨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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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改選，因吳稚暉擔心C.P.太多。我們可以申明，並不要「五雀六燕」，我們就以名單先要他圈定；可以明明（白）告訴他，要三個人（三分之一），可提出名單；北伐軍來後，最重要的問題，即為市政府問題。我們要群眾的，而他們必是要領袖的。我們要選舉的，而他們要委任的。此為重要爭點。我們應趕快做代表選舉的工作。我意在名詞上要改為民選市民政府，使民眾格外明瞭。我們要在北伐軍到來前，造成很濃厚的民選空氣，預先選好，然後與他們討論名單，結果就成為民選政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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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作用，趙世炎在3月6日的上海一次會議上有進一步的闡述：「我們要參加政權，不是派代表參加政府就完事了，必須要在政治思想上拿住群眾。在政府中力爭民眾的利益，在民眾中要有不斷的公開宣傳C.P.的政治主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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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民選政府的方案是當時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的，或者說是他們建議的。早在2月18日即第二次暴動前，國際代表就提出，在忠於蔣介石的部隊到達上海之前，建立保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用以抵制廣州軍隊指揮人員的右傾，深入開展革命運動，促進國民政府的進一步革命化，並稱這一政權「完全有可能和必要按照蘇維埃制度建立起稱之為『人民代表會議』的政權，基本上採取蘇維埃制度。」[10]這個建議在2月25日阿爾布列赫給莫斯科的信中得到了進一步證實，說他們遠東局的幾個人，在「前一天（即根本不知道會發生罷工的時候）」，與中國同志「討論了鑒於事態的發展是否有必要提出關於建立由工廠工人、企業職員、大學生、小商人及其他居民階層直接選舉產生的人民革命政權問題。這一建議的目的是：（1）通過對這次選舉的廣泛鼓動可以調動最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2）通過這個辦法可以在中國最大工業城市中把中國的革命運動引上新的道路，即不是幾個領袖和上層階層同將軍們搞陰謀勾當，而實際提出關於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導下實行民主專政並實現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的問題。」[11]但是，這個建議因暴動很快失敗而沒有實現。現在，陳獨秀和中共上海區委準備第三次暴動時，接受這個建議。2月25日，上海區委發佈《告同志書》稱：「我們應該乘孫傳芳的勢力根本動搖之際，舉行一次總同盟罷工，集中工人階級的勢力，催促孫傳芳勢力之根本覆滅，取得政治的領導地位，並奪取相當的武裝。如此，北伐軍來後，工人階級的勢力已表現並樹立起來，我們自可在政治上佔得相當的地位，引導一般民眾參加政權，防止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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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共為甚麼不等北伐軍打進上海就進行暴動，與其說是針對當時的上海統治者，不如說主要是針對將要來的蔣介石。陳獨秀的思想很清楚：一是要用武裝工人對抗即將進上海的北伐軍，二是用民選市民政府對抗蔣介石的獨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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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緊急發展十五萬國民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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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關於建立上海民主政權的設想是真誠的，而且鑒於當時的力量對比和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行的國共合作總方針，當然知道這個民主政權必須由國民黨人參加，並且必然以「國民黨政權」的名義出現，所以必須與國民黨上海領導人協商。恰巧當時社會上因共產黨工人暴動，說「C.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的謠言四起。掌握上海國民黨實權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對去協商「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臨時革命政府」的共產黨代表羅亦農、汪壽華說：「倘若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13]吳、紐、楊還對第二次起義中海軍回應者提前開炮事對共產黨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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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聽彙報後給吳稚暉等寫了一封信：斥右派造謠「西披（即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望吳「萬不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解釋海軍提前開炮，是因「軍閥肆意屠殺，群眾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承認這是個錯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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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紐、楊閱此信後，表示滿意。「吳說從前的確誤會，我們以為C.P.民眾仍有強姦氣，現在我們主張並無不同處。」當時穩定上海的國民黨相當重要，而其中陳獨秀憑地位與影響發揮了充分的作用，別人無法替代。為此中共特委會決定以後仍由陳與他們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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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還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就是還想收回帝國主義的租界。收回租界本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根本無力實現這個目標，中共更是這樣，更何況當時正是帝國主義各國向華大量增兵的時候。而2月2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告民眾書》竟說：「帝國主義以武力干涉中國革命，則中國的武裝市民及將來的北伐軍必須進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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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時中共和工農的力量，連一個已經在公開反共的蔣介石都制裁不了，還提這樣的反帝行動，簡直失去了理智。自然，作為當時革命高潮中的陳獨秀，在史太林和蔣介石的夾擊下，實在無路可走，才出此下策。今天我們無需指責他這是「左」傾錯誤，因為他如果作相反的選擇，會被某些人指責為更嚴厲的右傾錯誤。陳獨秀不過是憑着他的良知再次作了無奈的選擇而已，「知其不可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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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陳獨秀還是講究「策略」的，主要表現在為建立民主政權而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上。如何使上海的市民政權不落在國民黨右派、特別是蔣介石手中，而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的呢？陳獨秀和上海區委頗費心思，最後決定以發展國民黨員的名義，大量發展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人糾察隊，而為了對付像吳稚暉、紐永建、楊杏佛等的疑心，3月中旬，陳獨秀親自給他們寫了一封信。信的原件至今沒有找到，但在吳稚暉的3月15日未刊日記中卻保留了一段內容：「夜，開會，到羅亦農、汪壽華、侯紹裘、楊杏佛……會內見陳仲甫致余、惕（即紐永鍵）、杏三人書，錄一段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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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暉、惕生、杏佛先生，頃間思及三事謹陳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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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產業、文化均有高度之發展，故不得不取漸進方法，發展民眾政權，而同時忽視了黨的領導權也是一個錯誤。惟黨在上海之領導方式，簡單以黨的機關命令行之，已萬萬不夠（因上海民眾已有組織而要求政權了）必須黨之本身在數量上有很大的發展，黨的力量充滿了各方面，使黨的決議都能夠——在一切民眾會議中充分通過執行，如此才真是以黨治國，以如此方式領導民眾，訓練民眾，也才真是中山先生訓政之精義。欲成此種訓政方式（約五十人中有一黨員）方能運用，即在蘇省，亦須如此。然此時上海市即江蘇省國民黨黨員，均不滿萬，為數太少，馬上取得政權後不是黨不能管理政治，便是黨的獨裁，所以此時省市黨部宜發出緊急命令於各下級黨部，大大的徵集黨員，上海市以五萬為標準，江蘇省以十萬為標準（這是可能的，望稚暉先生勿以為我發瘋，要送我到病院裏去！）此時徵集黨員可以來者不拒，因為現在還在軍閥壓迫之下，不似北伐軍到後投機分子紛紛加入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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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羅亦農在特委會上說：「國民黨毫無力量，連紐惕生的命令都毫無效力。」次日特委會上，陳獨秀則說：「左派病的病，走的走，左派現在對我們只是說，你們去做好了，沒有一定主張。」[16]3月11日特委會上，羅亦農也說：「楊杏佛現在對於市黨部很橫行，所有市黨部決議案任意更改，現在群眾很反對他，我們決不去抬他在群眾中的威望。」[17]對這種情況怎麼辦呢？3月8日，趙世炎在上海區委會議上說：「與國民黨左派的組織問題，要使左派有群眾，而且這個群眾是受我們的影響的。」[18]這就是通過大量發展國民黨員，吸收左派群眾。這些群眾，主要是工人之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