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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汪陳宣言》，百口莫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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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陳獨秀不得不執行「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的指示，與當時乘蘇聯輪船回國到上海的汪精衛簽訂《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全黨同志書》。後來陳獨秀也稱這是個「可恥的宣言」：「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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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從準備反蔣到簽訂《汪陳宣言》，的確是政策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莫斯科的指示對這個轉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當時的文件看，陳獨秀及上海區委也認為這是必要和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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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4月1日到達上海，周恩來到蘇聯輪船上迎接，把他安排到一個臨時住處後來向陳獨秀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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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1883～1944），原名汪兆銘，字季新，僞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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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水來了，我今天得到俄國同志通知第一個去看他，此時別人還不知道他站在我們方面。他問我，他於北伐以前到外國去，如今北伐勝利才回來，國內同志是否因此對他不滿？我向他解釋，說國內同志都希望他速回來領導他們。他對於俄國同志有點不滿意的表示，因為負責送他回國的同志，無論在西伯利亞火車上或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上海輪船上，都把他當作囚犯一般看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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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主張直接把汪送到武漢去，不讓他在上海同蔣介石等國民黨要員見面。陳同意周的意見。但是，上海是國民黨的老根據地，汪到上海後如魚得水，處於危險境地的共產黨再不能控制他的行動，更不能限制蔣介石等人與他聯絡。2、3日兩天，汪精衛與蔣介石、吳稚暉等召開秘密會議。吳自認為在與陳獨秀的談話中摸到了共產黨的底——早晚要推翻國民黨，因此提出檢舉中共案，要求各地北伐軍將領實行清共。此正合蔣意，蔣提出馬上做兩件事：「趕走鮑羅廷」，「分共」。汪精衛顯然沒有忘記「三二〇」事件中被蔣排擠的慘痛教訓，因乍回國，既不瞭解情況，又無實力，所以提出「緩兵之計」：暫時容忍，爭取和平解決分共問題。蔣、吳反共，一想爭取汪精衛，二要時間準備，同意了汪的主意。最後，雙方達成折中協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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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汪精衛負責通知陳獨秀，立即制止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各地共產黨的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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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武漢中央及政府所發命令，「如有認為妨害黨國前途者」，「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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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軍隊、黨部、團體、機關對於「認為有在內陰謀搗亂者」，「暫時取締」，「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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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工人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指揮」。[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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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陳獨秀與周恩來一起會見汪精衛。汪告訴他們，已經與蔣介石見了面，在座的還有吳稚暉等人。吳大罵共產黨，蔣則不做聲。陳獨秀說：「吳、蔣二人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汪用吳的話質問陳：「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並要主使工人衝入租界？」陳答「決無此事」。汪又轉達吳稚暉的話，稱陳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於是，陳被激起，答以親筆作書面宣言。當夜，陳寫了很久，即起草《汪陳宣言》——《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志書》。次日，周恩來拿去給汪簽字。拿回來時一看，汪的名字簽在後面，前面留了許多空白，意思是讓陳的名字簽在前面。「但獨秀拿起筆來把他的名字仍舊簽在汪的名字後面。」[48]5日，《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上海各大報普遍刊登此宣言。宣言稱：「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而國民黨則「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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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各派對《宣言》的反應很複雜。宣言公佈當日，在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開的談話會上，吳又故意挑撥說「外間誤會甚多，以為從此中國歸兩黨共同治理」。汪大笑說：「僅言兩黨誤會不可發生，未言兩黨共理中國」，「僅兩黨首領外交上友誼談而已，不關於兩黨之政策也」。吳說：「治理中國止（只）有國民黨，沒有聯了共產黨來共治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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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浙區委、江蘇省委及一些群眾團體紛紛表示竭誠擁護宣言。羅亦農在6日舉行的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陳汪聯合宣言，已使許多造謠中傷的右派伎倆都將打破，許多懷疑的國民黨分子也可不懷疑」。「所有國民黨黨部及我們黨部要發表宣言表示擁護」；「要特別宣傳我們的領袖獨秀同志」。[49]陳獨秀本人當時也感覺良好，拿着刊有宣言的報紙對鄭超麟說：「大報上好久沒有登載我的名字了！」大革命失敗後，才覺悟到這是個「可恥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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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以為上海的局勢可以放心了。6日即登船赴武漢，因為武漢共產國際代表團和中共臨時中央，連電催促陳赴漢，認為國民政府在武漢，一切問題都應集中力量在武漢解決。10日到武漢，蔣介石則於12日在上海撕毀與汪精衛達成的協定和《汪陳宣言》，發動反共政變，史稱「四・一二」事件。傳統觀念把這次共產黨的災難完全歸咎於陳獨秀和《汪陳宣言》。因為它解除了共產黨的思想武裝。宣言的確被蔣介石所利用，但不能說在事件發生前共產黨毫無思想準備，因為有情報來源。據鄭超麟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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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紮在閘北的第一師（即薛岳——引者）調開了，第二師調來。師長劉峙是反對共產黨的。有一天，我在我們新開的書店裏，幫着毛澤民照料生意。一個兵士買了書後不肯走，要同我們說幾句話。他在櫃檯旁邊低聲同我們說：「你們要小心，糾察隊夜裏睡覺把槍和子彈放在身邊。」我問他：「為甚麼？」他不肯說下去。其實，我們早從他處得知蔣介石進攻計劃了。有個黃埔學生蔣友諒是我們的同志，司令部召集軍官開會，政治部主任潘宜雲發表反共言論，蔣友諒起來駁他，立即被他下命扣押了，其他同學暗地放他逃走。他找到周恩來，報告蔣介石的陰謀。自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報告。周恩來寫了一封《致陳獨秀蔣介石二先生信》，很長，很激昂，但未曾在甚麼地方發表。在這局面之下，我很憂慮，曾向尹寬表示我的憂慮。尹寬對我說：「蔣介石向我們進攻，即使勝利了，那也不過是一時的軍事的勝利，在政治方面說則他是失敗的，我們是勝利的。」尹寬主持的省委機關報已經開始暗中攻擊蔣介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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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陳獨秀的阿Q精神勝利法——反共勝利是政治上的失敗——幾乎感染了全黨。但這是絕望中的哀號。蔣介石的最後失敗，不在於反共，而在於獨裁，在於國民黨官僚體制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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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共產黨為上海總同盟罷工告上海工友書〉，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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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委會議記錄〉（1924年2月24日晚），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5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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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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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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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88號（特字型大小第66號）記錄〉（1927年月224日）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89號（特字型大小第67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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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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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國共產黨為上海總同盟告民眾書〉，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