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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托陳派小組織散發的油印小冊子,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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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4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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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年),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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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蘇聯《真理報》,1927年4月6日。但是,史太林講話中為蔣辯護的話,沒有見報。此話保留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中,後披露在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1932年紐約版,頁38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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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托陳派小組織散發的油印小冊子,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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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當時鄭超麟在場,陳獨秀就住在鄭的房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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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國民黨連日會議之要點〉,《申報》,1927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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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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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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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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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一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下)(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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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憶武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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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晚年在給友人楊鵬升夫人和平女士寫的一首七絕詩中寫了這一句,這充分反映了他對1927年武漢大革命時期的深刻反省和所受委曲的憤慨,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作為總書記,受到多重包圍和擠壓,既不能作主,又不能有所作為,最後還要代人受過,為大革命的失敗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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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於受到「四・一二」事件及其後廣州「四・一五」政變的打擊,陳獨秀在黨內威望急劇下降,開始失寵於莫斯科。先到武漢的張國燾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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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四・一二」事件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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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面臨着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斷羽而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李大釗等人雖然躲進俄國大使館兵營,還是被軍閥張作霖的軍警搜捕,於4月28日殺害)一帶大批同志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至遝來,蝟集於他的一身……他對同志們的責難,都沒有心情置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跡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裏苦思焦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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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在回憶當時中共情況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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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形成了一個三人集團: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每次開會,他們三個人唱了一樣的調子,最後按他們三個人的意見通過。彭述之被踩在腳底下,陳獨秀如同小媳婦。一次,黃文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到武漢後做陳獨秀秘書,旁聽中央會議——引者)告訴我,張國燾在中央會議上拍桌子大罵陳獨秀,而陳獨秀不敢還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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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前,「拍桌子大罵」的是陳獨秀,「不敢還罵」的是張國燾。所以,鄭又說張「這是報復了討論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可見此時陳獨秀受氣的程度和地位之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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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在談到在武漢第一次旁聽中央工作會議時,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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