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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年），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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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蘇聯《真理報》，1927年4月6日。但是，史太林講話中為蔣辯護的話，沒有見報。此話保留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中，後披露在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1932年紐約版，頁38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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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托陳派小組織散發的油印小冊子，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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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當時鄭超麟在場，陳獨秀就住在鄭的房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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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國民黨連日會議之要點〉，《申報》，1927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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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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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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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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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一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下）（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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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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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憶武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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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晚年在給友人楊鵬升夫人和平女士寫的一首七絕詩中寫了這一句，這充分反映了他對1927年武漢大革命時期的深刻反省和所受委曲的憤慨，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作為總書記，受到多重包圍和擠壓，既不能作主，又不能有所作為，最後還要代人受過，為大革命的失敗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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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於受到「四・一二」事件及其後廣州「四・一五」政變的打擊，陳獨秀在黨內威望急劇下降，開始失寵於莫斯科。先到武漢的張國燾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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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四・一二」事件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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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面臨着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斷羽而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李大釗等人雖然躲進俄國大使館兵營，還是被軍閥張作霖的軍警搜捕，於4月28日殺害）一帶大批同志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至遝來，蝟集於他的一身……他對同志們的責難，都沒有心情置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跡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裏苦思焦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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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在回憶當時中共情況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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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形成了一個三人集團：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每次開會，他們三個人唱了一樣的調子，最後按他們三個人的意見通過。彭述之被踩在腳底下，陳獨秀如同小媳婦。一次，黃文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到武漢後做陳獨秀秘書，旁聽中央會議——引者）告訴我，張國燾在中央會議上拍桌子大罵陳獨秀，而陳獨秀不敢還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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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前，「拍桌子大罵」的是陳獨秀，「不敢還罵」的是張國燾。所以，鄭又說張「這是報復了討論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可見此時陳獨秀受氣的程度和地位之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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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在談到在武漢第一次旁聽中央工作會議時，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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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異樣的感覺。照舊是陳獨秀當主席，列席者照舊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張國燾，不錯還有譚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這些人的神氣多麼不同！獨秀已經不是有威權的領袖了，不過是一個普通主席，一個人，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派。他的意見只有彭述之贊成，別人則一致反對他。別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後來，回上海，袁昌頤才告訴我，那時一切重要會議以前，平山、秋白、國燾三人都先商議過的。他常住在他們三人常會面的屋子，但是這三人回避他，說話不讓他在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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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武漢早已成為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中心。中央常委中，瞿秋白在上海第二次暴動失敗後，去了漢口。張國燾和譚平山跟隨北伐軍也到了漢口。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了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也在這年4月隨羅易、湯曼、多里奧一路經廣東到了漢口。這幾個人，不等陳獨秀到來，就在漢口成立了中央，指揮一切。所以，陳獨秀已經成了「多餘的人」。二、莫斯科正在醞釀中共「五大」並計劃撤換總書記陳獨秀。鄭超麟回憶：有一次聊天，羅亦農說：「你們知道麼？莫斯科有個決議，擬撤換陳獨秀，找一個與國民黨接近的人做領袖。」據鄭分析：那時陳獨秀代表的傾向已經失敗了；他反對北伐，但是北伐勝利了；他長久拒絕把中央從上海移到廣東來更密切地同國民黨合作，北伐軍到武漢，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漢。現在他不得不來了，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鮑羅廷的主張。但從過去經驗和倔強性格看來，他不會服服貼貼執行「國際的」路線的，必須撤換。為此，莫斯科派人專門考察中共高級幹部，找人談話，發現能夠代替陳的人只有三個：與國民黨接近的譚平山、提出強硬新理論的瞿秋白、中國工人運動元老——兼任湖北省委書記的張國燾。「譚平山想當總書記，瞿秋白也想當，張國燾也想當。他們三個人都想搶這個位置。」[3]但是，全面綜合後又覺得陳在黨內外的威信還是最大。在這風雷激蕩的時期，公開攻擊並撤換他，是不合時宜的；同時，這三個候補領袖也各有問題且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