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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會議和聯席會議討論的情況，致電共產國際再次詳細解釋了暫時不能執行「緊急指示」的原因：他指出，土地革命能否開展是能否得到軍隊的支持聯繫在一起的，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大多數軍官來自中小地主階級，因而反對土地革命」。但他們用來反對土地革命藉口的，不是沒收土地，而是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如：軍官們家裏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鄉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等。「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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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畢竟「高高在上」，瞭解情況不深，實際情況比這嚴重得多。如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陸沉除前述農會私自處死大批紳士外，還說：「過去由縣司法機關審理的所有訴訟案件現在幾乎都在農村就地解決，縣司法當局抱怨無事可做」；「地主和豪紳大批遷居城市，他們當中最反動者的財產（包括土地）被農民沒收。僅陽新縣就沒收這種財產達100萬元。湖北全省所沒收的財產（包括土地）的價值，據省農民協會計算達2，000萬元」；「在羅田和黃岡兩縣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地主自己自願去農民協會，建議農會收走他們的土地。這一方面是因為地主害怕農民，一旦暴力沒收，農民可能不僅沒收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財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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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國民黨著名學人陶希聖因不滿武漢工會、農會做法，曾幾次勸阻農會濫殺無辜農民，而被農會捕走。陳獨秀得施存統報告，下令釋放了陶。後來陶希聖投桃報李，陳獨秀從國民黨監獄出來後，生活困難，陶曾聘陳在他主持的藝文研究社刊物上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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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當時武漢地區的農民運動處在高潮之中，一是共產黨又處於幼稚階段，沒有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加以引導。所以，農民運動出現上述「過火」的現象是必然的。問題是對其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態度。毛澤東在當時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此採取了歌頌和縱容的態度，說「好得很」，稱那些製造過火行為的農民領袖和骨幹分子為「革命先鋒」，而他們多數並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對社會破壞性很大的無業遊民，不少還是地痞流氓（特別是被毛澤東譽為「革命先鋒」的那些人，既無地，又無錢。一聽毛澤東說：「你們要地要錢嗎，跟我來，去！打土豪，分田地，搶錢財！」於是一哄而起，而那些世世代代的貧僱農，由於幾千年的道德傳統，起先是不敢造次的。後來才被裹脅或引誘而入，造成了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真像狂飆一樣，席捲着被北伐軍摧毀舊政權的地區。特別是毛澤東親自指導的兩湖地區，更是出現了「矯枉過正」、打擊面過寬的傾向（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初發表時，有「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打倒一切的文字，後來出版《毛澤東選集》時，自覺醜陋，把它刪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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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他的思想卻在另一個極端上。他竟然說：「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運動都是由饑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發動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後進行」；[50]為此他多次建議馬林要蘇聯在中國北方出兵，說：「要幫助中國開展運動，唯有靠俄國的積極支持（外交與軍事上的支持）。」[51]可是現在毛澤東跳到另一極端，頭腦發熱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完全高估了農民運動的力量，他說：「很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甚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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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毛澤東等農運幹部的領導下，原本正義的、合乎邏輯的造反行動，違背了共產黨革命是為了解放全人類（而不是階級報復）及團結大多數、打擊少數的勝利原則，變成了歷史上地地道道的農民起義。這種必然的階級局限性，需要共產黨去正確領導，才能脫出失敗的命運。但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不可能提供這種正確的領導，更沒有大批的足夠數量的幹部去實施這樣的領導。這些所謂「革命先鋒」的農運幹部，不懂得甚麼是「革命」，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不僅剝奪大中小一切地主，也損害民主革命中同盟軍如富農、中農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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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給國際的報告就以湖南為例子說：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迅速，但「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敵意。夏斗寅叛變和長沙事件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一個反對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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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陳獨秀為了照顧莫斯科的面子，又要說服他們放棄錯誤的指示，簡直做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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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必須吸收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沒收土地。並揭露言過其實的反動宣傳，以中止軍官和國民黨左派間引起的恐慌，從而克服農民運動道路上的障礙。失業、無地的農民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動力。他們不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財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農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必須改變，貧農必須成為運動的中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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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陳獨秀再一次表示了兩個與莫斯科完全對立的立場：緊急指示行不通；汪精衛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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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羅易給聯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告發陳獨秀「只是表面上接受」國際指示，「共產黨答復中的一些說法是不對的」，並逐條駁斥了陳獨秀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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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易，第一代印度共產黨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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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國民黨土地委員會（有共產黨員的代表參加——引者）只是原則上作出了沒收（土地）的決定，但把沒收的具體實施時間作了無限期的推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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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湖南的將領們多數不是中小地主，而是大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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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於過火行為的說法基本上是虛假的，是為宣傳目的偽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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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國民黨在夏斗寅叛變前就反對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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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湖南多數農民協會不是由流氓組成，而是由佃農和貧農組成的。當然無地的農民更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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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平分土地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一些例外。昨天，在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鮑（羅廷）和另一些人不同意沒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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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四・一二」之前的「勝利衝昏頭腦」，繼而又被急轉直下的挫折撞得頭破血流，同時又因托洛斯基反對派猛烈攻擊而歇斯底里的以史太林為首的莫斯科最高當局，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他們哪聽得進陳獨秀的苦口良言，反而因此把拒絕執行「緊急指示」——拒絕挽救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在陳獨秀一個人身上，製造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把其升級到「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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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見羅易借批判鮑羅廷而否定「四年來」的政策，當然不能聽他的話而撤換鮑羅廷。羅易於是我行我素，在6月5日，私自把緊急指示的副本直接給汪精衛看，想依靠汪來挽救局勢，並且說：「你如接受電報的要旨並給予執行的便利，共產國際將繼續同你合作，否則就將同國民黨一刀兩斷。」汪見後「非常吃驚」，指責說：「你們破壞了協議。」陳友仁得知其內容後，面如土色，說：「這意味着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戰爭。」於是，他們加快了「分共」「自救」的步伐。擅長情報和統戰工作的周恩來報告了從國民黨內部透露出來的羅易向汪精衛洩露國際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鮑羅廷立即向莫斯科報告了這個嚴重事件，以報復這位多次向聯共最高當局告他狀的印度人。共產國際不得不作出了撤職、「召回」羅易的決定，批評羅「違反了紀律」，「因為他給國民黨中央的一些委員看了只發給鮑、羅、柳三同志而無論如何不能給其他人看的電報」，並任命紐曼來華接替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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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忠於莫斯科的羅易，被這一悶棍打得暈頭轉向。他在6月28日打電報給共產國際，表示強烈抗議（雖然他必須服從國際的決定）：「以違反紀律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驚訝。這裏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印象：雖然我嚴格按照共產國際決議和你們的指示行事，共產國際卻否定我的看法。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違反了紀律，無視和否定共產國際的決議。我將在莫斯科證明，對我的指控是荒唐的。」然後，他又說「共產黨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義的道路」。「陳（獨秀）聲稱，莫斯科不瞭解情況，發出了不可能執行的指示」，局勢非常嚴重，「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卻要召回自己捍衛了正確政策的代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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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羅易也被莫斯科混亂的政策耍弄得滿腔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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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羅易造成的更嚴重的危局，鮑羅廷「垂頭喪氣」；陳獨秀「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開始消極，並再次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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