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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必須吸收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沒收土地。並揭露言過其實的反動宣傳，以中止軍官和國民黨左派間引起的恐慌，從而克服農民運動道路上的障礙。失業、無地的農民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動力。他們不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財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農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必須改變，貧農必須成為運動的中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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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陳獨秀再一次表示了兩個與莫斯科完全對立的立場：緊急指示行不通；汪精衛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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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羅易給聯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告發陳獨秀「只是表面上接受」國際指示，「共產黨答復中的一些說法是不對的」，並逐條駁斥了陳獨秀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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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易，第一代印度共產黨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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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國民黨土地委員會（有共產黨員的代表參加——引者）只是原則上作出了沒收（土地）的決定，但把沒收的具體實施時間作了無限期的推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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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湖南的將領們多數不是中小地主，而是大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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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於過火行為的說法基本上是虛假的，是為宣傳目的偽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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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國民黨在夏斗寅叛變前就反對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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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湖南多數農民協會不是由流氓組成，而是由佃農和貧農組成的。當然無地的農民更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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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平分土地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一些例外。昨天，在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鮑（羅廷）和另一些人不同意沒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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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四・一二」之前的「勝利衝昏頭腦」，繼而又被急轉直下的挫折撞得頭破血流，同時又因托洛斯基反對派猛烈攻擊而歇斯底里的以史太林為首的莫斯科最高當局，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他們哪聽得進陳獨秀的苦口良言，反而因此把拒絕執行「緊急指示」——拒絕挽救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在陳獨秀一個人身上，製造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把其升級到「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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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見羅易借批判鮑羅廷而否定「四年來」的政策，當然不能聽他的話而撤換鮑羅廷。羅易於是我行我素，在6月5日，私自把緊急指示的副本直接給汪精衛看，想依靠汪來挽救局勢，並且說：「你如接受電報的要旨並給予執行的便利，共產國際將繼續同你合作，否則就將同國民黨一刀兩斷。」汪見後「非常吃驚」，指責說：「你們破壞了協議。」陳友仁得知其內容後，面如土色，說：「這意味着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戰爭。」於是，他們加快了「分共」「自救」的步伐。擅長情報和統戰工作的周恩來報告了從國民黨內部透露出來的羅易向汪精衛洩露國際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鮑羅廷立即向莫斯科報告了這個嚴重事件，以報復這位多次向聯共最高當局告他狀的印度人。共產國際不得不作出了撤職、「召回」羅易的決定，批評羅「違反了紀律」，「因為他給國民黨中央的一些委員看了只發給鮑、羅、柳三同志而無論如何不能給其他人看的電報」，並任命紐曼來華接替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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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忠於莫斯科的羅易，被這一悶棍打得暈頭轉向。他在6月28日打電報給共產國際，表示強烈抗議（雖然他必須服從國際的決定）：「以違反紀律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驚訝。這裏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印象：雖然我嚴格按照共產國際決議和你們的指示行事，共產國際卻否定我的看法。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違反了紀律，無視和否定共產國際的決議。我將在莫斯科證明，對我的指控是荒唐的。」然後，他又說「共產黨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義的道路」。「陳（獨秀）聲稱，莫斯科不瞭解情況，發出了不可能執行的指示」，局勢非常嚴重，「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卻要召回自己捍衛了正確政策的代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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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羅易也被莫斯科混亂的政策耍弄得滿腔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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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羅易造成的更嚴重的危局，鮑羅廷「垂頭喪氣」；陳獨秀「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開始消極，並再次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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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羅易深諳莫斯科的心意——依靠武漢國民黨來拯救革命。不過他的行動如毛澤東後來的評價是「冒失鬼」而已。於是，羅易被撤後，出現了更具諷刺意味的事情：史太林就親自出面直接向汪精衛做工作。汪精衛這位狡猾的政客，摸到了莫斯科的要害，於是就獅子大開口。他曾對羅易表示：「同意此項計劃，只要必需的援助能及時到來」，[58]並要求1，500萬盧布。羅易被撤的第二天（即6月23日），聯共中央政治局直接作出決定，致電汪精衛：「懇請您運用您的全部威望對國民黨的其他中央委員施加影響，支持土地革命的農民……我們認為，通過國民黨民主化、更多地聯繫群眾、停止領導層內的動搖是可以挽救事業的。」同時給汪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並說明「現在我們無法滿足」1，500萬。但第二天史太林得到武漢回答，不提供1，500萬「就拒絕立即反對蔣介石」。莫斯科立即回復：「再給武漢國民黨政府匯款200萬盧布」，同時指望第一筆匯款能用於「組建由工農組成的並擁有革命軍官的可靠的忠於革命的部隊」。30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記錄稱：「6月29日已寄出100萬美元，日內我們還將寄出50萬美元。」[59]史太林在蘇聯南方索契休養地向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寫信解釋這種「金錢外交」時說：「我擔心，武漢會膽怯，屈從於南京……要千方百計堅持不讓武漢屈從於南京，只要還有這種可能的話。因為喪失武漢這個獨立的中心就是喪失某個革命運動的中心，喪失工人自由集會的可能性，喪失共產黨公開存在的可能，喪失公開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話，喪失公開組織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可能。請相信，因此給武漢追加300萬到500萬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漢就不會向南京無條件投降，錢就不會白花。」[60]值得注意的是，信中談到了蘇聯承認蔣介石的問題。史太林說：「三年前我們承認了張作霖。如果問題發生在現在，我們就不會正式承認他。現在承認蔣介石，就是打擊武漢（武漢還存在）和向張作霖挑戰（請回憶一下中東路事件）。同蔣介石的關係問題最好等一等，要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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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這哪裏是在甚麼支援中國革命，簡直是在賭博，是在做一筆大買賣。在這筆買賣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視了，在「四・一二」時就出賣了，因此這次連提也沒提一句。而對給了中共巨大打擊的蔣介石，連一句譴責的話也沒有，反而要承認他，現在只是考慮武漢國民黨的面子問題，暫時等一等，看來，早晚是要承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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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句公平話，羅易倒真是想挽救革命的。所以，他在6月29日直接給史太林的信中，這樣諷刺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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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對我的荒唐指責，我還是對於我執行了正確的革命政策而感到滿意，這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整個活動時期可能是第一次。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忠實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莫斯科最近的指示只是證明，從我到這裏時起，我始終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共產國際在借助荒唐的指控損害我的名譽的同時，承認我的所有建議都是正確的，並根據這些建議採取了行動，這個事實令人振奮。[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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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羅易是最有資格對史太林，對共產國際說這種諷刺話的。因為，他一直在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政策，即使在幹給汪精衛看緊急指示的蠢事時，也是如此。甚至所謂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在採納了羅易5月28、30日的兩個報告中的意見後作出的。在報告中，羅易說：武漢和南京之間「沒有多大差別」，「汪（精衛）是中央委員會內唯一的左派」。這就是莫斯科既要改組武漢國民黨，又要依靠汪精衛的主要根據。羅易又說：「所謂的國民革命軍（大部分）是反動的，然而它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影響卻在日益增大。」這就是要中共以大批工農群眾組建「可靠部隊」或改造國民革命軍的主要根據。羅易說：「武漢政府的武裝部隊總數約10萬人，其中5萬人集中在湖南湖北兩省，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實際上是獨立因素，當國民政府符合它們的利益時，它們就支援，但它們隨時都會不知羞恥地起來造政府的反。」這就是緊急指示中能提出具體數字——「要運動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並成立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的主要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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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羅易畢竟是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國人，帶着一心堅決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和後來「緊急指示」的執着，對中國的國情和當時的形勢沒有深切的瞭解，就與莫斯科互為影響，把大革命引向了最後的失敗。直到7月8日，莫斯科終於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失敗。這一天聯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寫道：「儘管我們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國民政府實際上不僅不支援土地革命，而且還放開了敵人的手腳。解除了工人武裝、討伐農民……唐生智在長沙槍殺革命者，這些行動都是反革命的公開表演。武漢以唐生智為首的主要武裝力量事實上已成為同蔣介石半結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結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接着，指示中共採取兩項應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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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出國民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退出國民政府並不意味着退出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留在國民黨內，並在國民黨的組織中和擁護它的群眾中……進行堅決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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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陳獨秀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中國共產黨應該召開（最好是秘密召開）緊急代表會議，以便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糾正黨的領導所犯的根本性質的錯誤。」[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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