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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來，陳獨秀多次要求退出國民黨，史太林不允許，現在還是由汪精衛裁定了。但是，史太林還要撒賴：還讓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只是退出國民政府，真是「單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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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國革命無可挽回的失敗，特別是托洛斯基的猛烈抨擊，史太林絞盡腦汁尋找解脫自己的出路。羅易多次攻擊鮑羅廷和陳獨秀的電報，成了他最好的盾牌。鮑羅廷雖然抵制「緊急指示」比陳獨秀更明確而堅決，但因是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忠實執行他的路線而獲得他頒發的「紅旗勳章」的人，否定鮑豈不否定了他自己。不僅如此，他甚至在7月9日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一封信中無恥地為鮑辯護說：「中共中央是否執行了這些指示呢？沒有……羅易為此怪罪鮑羅廷，這是愚蠢的。鮑羅廷不可能在中共那裏或者在中共中央那裏享有比共產國際更高的威望。」於是，陳獨秀成了唯一的替罪人選。就在這封信中，史太林對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進行了最嚴厲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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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中共中央能提供甚麼呢？除了「一整套」從各處收集來的、與任何路線和任何指導思想毫無聯繫的一般詞句外，不能提供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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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階段的涵義。中央沒有一個能理解所發生的事件的內情（社會內情）的馬克思主義頭腦。中共中央不善於利用這個與國民黨合作的寶貴時期，去大力開展工作……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國民黨養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但它沒有做任何工作，以便促使被錯誤地稱之為政黨的各種人物的大雜燴變成為一個真正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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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喜歡在與國民黨領導人和將領的幕後交談中消磨時光。中共中央有時也奢談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是，在這種奢談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這樣一個情況，即它對領導權一竅不通（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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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大革命真實的歷史，史太林的這些話，除了污蔑，沒有一句是符合事實的。其中最大的謊言是說中共中央整整一年「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實際上，在聯共和共產國際的統制和國民黨的擠壓下，中共中央毫無自由可言。僅從1993年起，俄羅斯公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翻譯的、不完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資料表明，1923年至1927年，指導中國革命的最高決策機關是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政治局。在這期間該局為討論中國問題共召開122次會議，作出了738個決定，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革命的總方針、北伐），到小的決定（如何時結束五卅罷工、何時派誰去與蔣介石談話、談時要注意甚麼問題，等等），指示得十分具體。甚至在所謂「緊急指示」後第四天（即6月3日），聯共政治局緊急會議還對「北伐戰爭」作出決定並拍來電報指手劃腳道：「讓唐生智、馮（玉祥）向北京和濟南府推進，切斷蔣介石的去路，進而在山東和北京站穩腳跟」；將張發奎的部隊「作為主要支柱留在武漢，或令其向南京蔣介石的後方推進，或利用它們去解放廣州，然后从南京向福建推進」。[76]蘇聯最高當局這樣的決定，簡直是胡言亂語的夢囈，與當時的中國實際相差何至十萬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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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些大大小小的決定、決議，通過兩個管道在中國執行：一是命令他們派駐在中國的代表（包括駐華使館和領事館官員加拉罕等、駐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加倫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維經斯基、羅易及駐上海的機構遠東局等)，在中國直接執行。一是由共產國際再做成國際的決議、決定、指示、命令、訓令等，命他們上述在華人員和機構直接執行，或由他們的代表佈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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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大革命中，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革命的實際權力和工作範圍是很有限的，大量的工作實際上是在「國蘇合作」的前提下進行的。共產黨的一切工作也必須服從「國蘇合作」的方針。表面上的「國共合作」，掩蓋着實質上的「國蘇合作」。因此「國共合作」對於共產黨來說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蘇聯和國際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和維持「國蘇合作」。國民黨的領導人從孫中山、胡漢民到蔣介石、汪精衛，也是這樣來處理國共關係和國蘇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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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蘇聯和國民黨再加一個共產國際三重壓迫下，陳獨秀中共中央哪有「自由」可言。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如陳獨秀在中共受壓迫時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就遭嚴厲批評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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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史太林的這種文過飾非行為，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領導人自然緊跟。於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就被生生地釘在恥辱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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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當時有良知的人還是有的，批評史太林、布哈林這種行為很不道德，為陳獨秀抱不平，指出使中國革命失敗的真正責任者是誰！7月6日，時任蘇聯「不許干涉中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的沃茲涅先斯基寫信給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拉斯科爾尼科夫指出：「我們這些有罪的人在想，最近兩年，中國的條件非常有利，但農民運動卻很少發展，這種情況多少是由於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因為許多同志，其中也包括您在內，都認為，促使共產黨到國民政府和馮玉祥政府地區開展運動是不合時宜的」；「國民革命運動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運動的高潮；反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已轉入『社會主義軌道』。我們錯了」；昨天在您這裏的宣傳標語上，把陳獨秀「說成是人民英雄，而今天卻被說成是『壞蛋』、『叛徒』等等」；「現在的這種歇斯底里又從何而來的呢」？[77]——當然，它來自史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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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後（1996年），俄羅斯和德國學者在聯合編輯新公開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這批檔案時，也指出史太林這樣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針遭到失敗的罪責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78]但是，這絲毫也未能改變陳獨秀在母國的處境，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根據這批檔案編寫出來的至今最新版本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人稱「欽定黨史」），依然堅持七十多年的傳統觀點：「在大革命後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79]對大革命的失敗負「主要責任」。[80]如此冥頑不化、睜眼說瞎話，明目張膽地歪曲歷史，令人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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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陳獨秀在大革命中，在聯共和共產國際準備的全部條件下，被迫進行了對中共與革命的領導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聯共與國際的領導，最後成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替罪羊，是因為他沒有實行把中國變成親蘇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國家。具體來說，他沒有執行毫無可能的、莫斯科最後的「緊急指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完全是聯共針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黨派鬥爭的產物，完全是錯誤的。實際上，在「緊急指示」以前，陳獨秀被迫領導的革命工作，包括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暴動，都是「左傾」的表現。因為，從當時中國社會狀況來說，根本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也根本不具備建立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和「上海市民政權」的條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硬要去做，除了左傾、錯誤、失敗之外，不會有別的結果。而其總根源是蘇聯在中國推行民族利己主義政策的失敗；從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視角來衡量，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級，更是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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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陳獨秀像一個傀儡與打手一樣，違心地渡過了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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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鄭超麟：《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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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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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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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轉引自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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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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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46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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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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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吳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中國青年》，196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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