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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後（1996年），俄羅斯和德國學者在聯合編輯新公開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這批檔案時，也指出史太林這樣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針遭到失敗的罪責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78]但是，這絲毫也未能改變陳獨秀在母國的處境，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根據這批檔案編寫出來的至今最新版本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人稱「欽定黨史」），依然堅持七十多年的傳統觀點：「在大革命後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79]對大革命的失敗負「主要責任」。[80]如此冥頑不化、睜眼說瞎話，明目張膽地歪曲歷史，令人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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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陳獨秀在大革命中，在聯共和共產國際準備的全部條件下，被迫進行了對中共與革命的領導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聯共與國際的領導，最後成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替罪羊，是因為他沒有實行把中國變成親蘇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國家。具體來說，他沒有執行毫無可能的、莫斯科最後的「緊急指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完全是聯共針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黨派鬥爭的產物，完全是錯誤的。實際上，在「緊急指示」以前，陳獨秀被迫領導的革命工作，包括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暴動，都是「左傾」的表現。因為，從當時中國社會狀況來說，根本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也根本不具備建立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和「上海市民政權」的條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硬要去做，除了左傾、錯誤、失敗之外，不會有別的結果。而其總根源是蘇聯在中國推行民族利己主義政策的失敗；從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視角來衡量，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級，更是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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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陳獨秀像一個傀儡與打手一樣，違心地渡過了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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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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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鄭超麟：《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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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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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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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轉引自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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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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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46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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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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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吳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中國青年》，196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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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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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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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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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頁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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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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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第5號記錄〉（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的決議〉（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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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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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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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羅易和多里奧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4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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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央政治局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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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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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瞿秋白文選》，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