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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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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六大」及國際共運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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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結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一系列失敗的教訓，制訂新的政策和策略，1928年3月共產國際作出了4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其中有一條，就是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必須參加。當時的白色恐怖下，一個月內把散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領導人作為代表送到莫斯科，是完全不可能的。於是，大會不得不推遲到6月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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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再次拒絕去莫斯科。黨中央為此做了許多工作，除瞿秋白親自出面邀請外，還通過關係親近的人勸說，如王若飛、鄭超麟、黃文容等。陳堅持認為：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暴動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瞎指揮的結果，反問勸他赴蘇的人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還是外國人瞭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甚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19]王若飛同情陳獨秀的處境，雖然奉命來勸說，但也擔心蘇聯正在反對托洛斯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斯基原故來打擊他。」所以，在內心深處，不能不說陳獨秀也有警惕的一面，即對莫斯科完全失去了信任。莫斯科的邀請猶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黨內許多同志勸他不去莫斯科，彭述之也採取了與之同樣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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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東方局副局長索洛維約夫向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透露過，在大革命勝利高潮的1926年秋天和1927年春天，共產國際提出過請陳獨秀來莫斯科的建議，那時是想真誠聽取陳獨秀意見的。但是，史太林認為自己的路線完全正確，因此給鮑羅廷和加倫頒發了紅旗勳章，「沒有同意讓陳獨秀來莫斯科。」索洛維約夫說：「很可能，如果當時陳獨秀來莫斯科，就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中國黨較為正確的路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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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估計是否成立，暫且不說。但卻說明，應當請陳獨秀去的時候不請，實際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後幾次三番再請他，其用心何在？要知道，包括托洛斯基在內，其他幾乎所有與列寧、史太林共同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等等）都因曾與史太林發生過不同意見，先後被害。可能是史太林對當初把托洛斯基驅逐出境、使其在國際更大範圍內組織進行反斯反共產國際的活動、後來甚至組織「第四國際」感到後悔，此後消滅對手全部在國內解決。所以有人說，陳獨秀不去莫斯科參加「六大」是逃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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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陳獨秀拒絕參加「六大」時也表示，不再參加中共領導工作，也不為自己辯護，更不出面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21]他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這種明顯的盲動錯誤」。[22]所以，對此寄於極大的希望，希望它成為一個歷史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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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檢討了大革命時期和瞿秋白時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批評了陳獨秀，也批評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羅易等。當然，共產國際和史太林是不會作自我批評的。大會再次確認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大的確成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但是，由於左傾的基因未除，為以後發生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種下了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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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獨秀問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及其後緊接着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7月15日至9月1日），發生兩個插曲，成為國際共運公開分裂的濫觴。一是對陳獨秀有親切友誼而為人正派的王若飛，在對於大革命時期右傾錯誤的責任問題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過飾非，把錯誤全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的做法，認為應該黨中央集體負責。在大會發言時，他批評了陳獨秀和瞿秋白的錯誤；同時對自己在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的工作也作了自我批評。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還提名陳獨秀當候選人。這實際上是在向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挑戰。這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他的正氣凜然，感動了大家，終於取得了上風。這場鬥爭的複雜與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總結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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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機會主義的責任問題——陳獨秀的問題。大家提及了這個問題，使我不得不來說一說。是否責任由他一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負一點。這是法律的觀點。他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這是不錯；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只說他個人做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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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段話基本上是同情陳獨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顧到控制大會的共產國際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面子。所以講得很「累」。瞿秋白是一個有頭腦的人，與鮑羅廷、維經斯基和羅易關係那麼密切，自然知道陳獨秀的錯誤與共產國際、史太林有關。但是，又不得不避開這個「地雷」。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中共黨內在陳獨秀問題上的思想混亂，這勢必引起黨內的進一步分化，催化「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那些人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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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插曲是，在共產國際「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斯基向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提供了一個名為《共產國際綱領——對根本原則的批判》的文件，並要求在大會上散發和恢復其黨籍。這個文件是批判史太林和布哈林搞的新《共產國際綱領》的。文件分三個部分：（一）「世界革命的綱領，還是一國革命的綱領」：以托洛斯基發明的「不斷革命論」，批判史太林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二）「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略和策略」：詳細論述了共產國際歷次大會的錯誤策略，和在這個策略指導下各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把中國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武裝暴動的失敗，作為批判史太林的重磅炸彈，全面總結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的錯誤。史太林只在大會上印發了（一）、（三）部分，並規定了嚴格的紀律：閱後收回，不准帶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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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參加大會的中國代表和中國留學生工作人員（如王文元即王凡西）中傾向於托洛斯基的一些人，看了後大受鼓舞，特別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他們設法截獲了下來，別的國家的代表也有不顧紀律私自帶回國的。此後，不少國家的共產黨開始分裂成兩派：擁護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和擁護托洛斯基的反對派。這對於中共黨內出現反對派，無疑成為一種巨大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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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所以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是因為托洛斯基在其中為其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可以歸納在他以很長篇幅詳細論述的兩大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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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革命性問題。托洛斯基認為只有反動性，沒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階級永遠不能與它結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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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領導中國大革命的過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但是，他不能對它作出理論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認識。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創造和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只得讓位於毛澤東。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理論創造和與此相聯繫的統一戰線策略，成了毛澤東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使陳獨秀離開中國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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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還有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及與此相聯繫的「工農民主專政」問題。托洛斯基認為，由於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和農民的私有本性，中國不再有民主革命階級，「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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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到底是城市領導（支配）農村，還是農村領導（支配）城市？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一方，與中共一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由此衍生出兩條根本對立的革命路線：一條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傳統，即以城市中心、以工人群眾為主力的路線；一條是以農村為基礎、以農民群眾為主力，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而前者的觀點，就是在這裏由托氏為他們規定的鐵律。當毛澤東在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時，陳獨秀則完全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實踐上，再也沒有甚麼作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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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綱領，與中共的「六大」綱領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依然是一個極左的綱領。主要的區別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綱領是：現在是兩個高潮中的低谷，而在「六大」後很快就走出了低谷，正在走向新的高潮，於是又開始準備發動全國性的暴動，以直接奪取全國政權，至少要奪取一省或數省的政權。托派則認為還是處在低潮時期，應該開展「國民會議」為中心的民主運動，推動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雙方都否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誰也沒有想到，像中國這樣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必須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政治上民主主義、經濟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階段中的進步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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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托洛斯基主義是極左的理論和戰略。但是，在革命形勢估量和行動策略上，比較關照到現實，而決不盲動。所以，他為中國革命提出的路線是：現在處在低潮時期，即反革命時期，策略是退卻與防守，口號是要求開展國民直接參加選舉的「國民會議運動」，主要進行要求民主的合法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爭取群眾，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到時就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各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一下子奪取全國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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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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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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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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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