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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領導中國大革命的過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但是，他不能對它作出理論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認識。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創造和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只得讓位於毛澤東。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理論創造和與此相聯繫的統一戰線策略，成了毛澤東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使陳獨秀離開中國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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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還有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及與此相聯繫的「工農民主專政」問題。托洛斯基認為，由於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和農民的私有本性，中國不再有民主革命階級，「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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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到底是城市領導（支配）農村，還是農村領導（支配）城市？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一方，與中共一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由此衍生出兩條根本對立的革命路線：一條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傳統，即以城市中心、以工人群眾為主力的路線；一條是以農村為基礎、以農民群眾為主力，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而前者的觀點，就是在這裏由托氏為他們規定的鐵律。當毛澤東在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時，陳獨秀則完全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實踐上，再也沒有甚麼作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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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綱領，與中共的「六大」綱領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依然是一個極左的綱領。主要的區別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綱領是：現在是兩個高潮中的低谷，而在「六大」後很快就走出了低谷，正在走向新的高潮，於是又開始準備發動全國性的暴動，以直接奪取全國政權，至少要奪取一省或數省的政權。托派則認為還是處在低潮時期，應該開展「國民會議」為中心的民主運動，推動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雙方都否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誰也沒有想到，像中國這樣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必須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政治上民主主義、經濟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階段中的進步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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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托洛斯基主義是極左的理論和戰略。但是，在革命形勢估量和行動策略上，比較關照到現實，而決不盲動。所以，他為中國革命提出的路線是：現在處在低潮時期，即反革命時期，策略是退卻與防守，口號是要求開展國民直接參加選舉的「國民會議運動」，主要進行要求民主的合法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爭取群眾，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到時就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各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一下子奪取全國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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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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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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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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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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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禮容訪談記錄》（唐寶林記錄並整理，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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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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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71–172；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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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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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維漢：〈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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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陳獨秀：《中國拼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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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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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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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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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3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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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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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4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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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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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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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參見楊纖如：〈喬年烈士有女天涯何處〉；苗玉：〈給黨組織的一封信〉；李文：〈我相認苗玉姐姐的經過〉，均載《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0期（2000年6月），頁26、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