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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陳獨秀:《中國拼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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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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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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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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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3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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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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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4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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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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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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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參見楊纖如:〈喬年烈士有女天涯何處〉;苗玉:〈給黨組織的一封信〉;李文:〈我相認苗玉姐姐的經過〉,均載《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0期(2000年6月),頁26、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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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黃玠然:《黨的「六大」前後若干歷史情況》,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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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索洛維約夫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信〉(1927年9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北京: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1997),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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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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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36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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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政治報告討論之結論〉,《瞿秋白文集》(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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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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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三 組織中共黨內反對派(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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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托洛斯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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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陳獨秀在1920年因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的民主」而誤入了列寧主義;那麼,1929年,他又誤入了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內民主」相結合的托洛斯基主義。自己沒有獨立的理論,只得盲從他人,充分顯示了他的致命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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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托派首先產生於莫斯科。史太林與托洛斯基的理論和路線鬥爭,以及前者對後者的無理處置,使聯共內部從領導層到下面黨員群眾分裂成兩派,互相鬥爭十分激烈。大革命時期陸續到蘇聯留學的大批中國學生,也相應分成兩派,有的還加入了蘇聯托派,甚至像梁幹喬這樣的共青團員,還受到過托洛斯基的接見。1927年11月7日,蘇聯舉行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大慶。遊行隊伍在經過主席台時,托派群眾突然打開「反對史太林,擁護托洛斯基」、「公佈列寧遺囑」等標語。兩派群眾扭打起來。這個事件後,托洛斯基遭到了一系列的撤職、開除、流放等處分。隨之,斯大林在蘇聯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肅托運動」。蘇聯托派分子受到嚴厲鎮壓,轉入地下。中國留學生中的托派分子除了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之外,一部分人被驅逐回國。1928年12月,這些人在上海陸一淵家中,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取名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出版油印刊物《我們的話》(刊名取自十月革命前托洛斯基主辦的革命地下刊物)。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在刊物上連篇累牘地翻譯托洛斯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歷次批判史太林和共產國際的文章和文件,把托洛斯基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終於造成中共的一次大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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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起先還有一批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當初,陳獨秀被撤職,並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罪名,黨內中上層幹部中一大批同志不服。於是,他們逐漸形成反對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反對派。由於共產黨內不許進行派別活動,所以,這個派別開始是隱蔽的,其多數主要成員在中共「六大」前擔任着中央和地方領導職務,如:彭述之先後擔任中央宣傳部長、順直(今河北省)省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副書記,其妻陳碧蘭在中央婦女部工作,並兼上海區委婦女部書記。尹寬先後任山東地委書記、中央局秘書、江浙區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安徽省委書記。何資深做過湖南省委書記(大革命失敗後,何送給毛澤東《水滸傳》和一張湘贛邊界的郵路圖。也許這是毛走上「農村武裝割據」的兩筆起家資本)。鄭超麟長期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編輯中央機關報《嚮導》、《布爾塞維克》,還做過中央出版部部長。蔡振德做過湖北省委委員、江蘇省委委員。汪澤楷先後做過江西省委書記、湖北省委組織部長。馬玉夫做過上海區委委員兼碼頭工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劉伯莊做過北京地委書記、北方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順直省委「前委」書記。任旭(任曙)擔任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湖北省委代理書記。陸沉做過安源地委書記、中央農運委員、湖北區委農民部長、省農協委員長、江西省委書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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