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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這些青年托派也把陳獨秀們視為「機會主義」呢？因為，他們認為陳獨秀給中央的「八・五」信中，有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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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認為陳獨秀沒有檢討和承認自己在大革命中的「機會主義」錯誤。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機會主義總根源是史太林為首的共產國際，但是陳獨秀也有錯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關於這一點對陳獨秀的指責，有一半是與中共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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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與托派的「無產階級專政」及中共的「工農民主專政」不同，陳獨秀提出了獨特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青年托派認為，這實質上還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機會主義口號。而托洛斯基反對「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和在革命勝利後的政權中有資產階級的位置。他們不懂陳獨秀的口號，無此之意，而與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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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中東路問題」上，沒有執行托洛斯基的指示——「保衛蘇聯」，而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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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一點，實際上又是與中共對陳獨秀的批判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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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遷就『六大』決議案」。這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致黨中央信中說的一句自謙的話，為了說服黨中央能夠接受他的意見，根本改變路線。其實無論是「八・五」的信，還是「十・十」的信，在原則問題上，一點也不「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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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還在堅持二次革命論的機會主義觀點」。[30]這是因為陳獨秀最後對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觀點，還有自己的一點不同於托派的理解，即不同意下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認為總有一個那怕是很短的時期，主要解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例如抽煙，把前一支的煙蒂，接續在後一支香煙上抽一樣。如果在先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情況下，這樣做，與托洛斯基的觀點也是一致的，如十月革命初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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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青年托派排斥陳獨秀派完全是無理取鬧找藉口，是怕陳獨秀加入後替代他們的正統地位的狹隘的宗派主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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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他們提出的以個人名義，分別履行加入他們組織的方案，從來不計較個人名譽得失的陳獨秀倒是無所謂，表示同意。但是，彭述之、尹寬等人堅決反對。他們也有另一種宗派主義情緒，認為留學生托派「都很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我們這些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幹部，只能受我們領導」。[31]這些所謂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還沒有奪取政權，就如此看重個人利益，可以看到他們未來的發展前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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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時，在莫斯科留學時轉向托派的劉仁靜，繞道土耳其拜訪被蘇聯驅逐出國、流放在普林基博島的托洛斯基後回到上海。他在島上時，托氏親自為中國托派起草了綱領，托他帶回。綱領原名為《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32]後來收進托洛斯基著作《中國革命問題》時，改名為《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33]據劉說，托洛斯基還給他起名為「列爾士」（Lels），讓他當托氏與中國托派之間的聯絡員。於是，他到上海後就以「老托代表」自居，來調解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之間的矛盾，推動兩派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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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在中共建黨時期是「一大」十三位代表之一，一度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24年又與陳獨秀一起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可以說與陳關係相當密切。這次到上海後住在法租界，先是鄭超麟和尹寬經常去看望他，講述了陳獨秀和他們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情況，並介紹當時黨內及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矛盾局勢。於是，他首先是做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的工作，說服青年托派吸收陳獨秀派。他與鄭超麟約好，某日在東有恆路餘慶里鄭超麟家中會見陳獨秀。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鄭家，還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陳派新的活動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談，後來就正式召開會議。劉與陳相離多年，再次見面，倍感親切。現在又有了托洛斯基的共同語言，雙方談得很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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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劉仁靜出示托洛斯基寫的三個文件，即上述已經在流傳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和新寫的《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但這次三個文件都是俄文列印稿，比原流傳的完整、準確。當場決定，由劉仁靜和鄭超麟分工翻譯，儘快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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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組織問題，陳獨秀委託劉仁靜向「總幹」表示，他（陳獨秀）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的錯誤，接受托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34]劉仁靜表示支持，並建議兩派代表直接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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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陳獨秀派的代表陳獨秀和尹寬與劉仁靜領來的青年托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來到法租界一幢兩層樓的房子的樓上，開始談判。這房子是尹寬的家。劉仁靜則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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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宋逢春後來回憶：那天，陳獨秀穿一件墨綠色嗶嘰長衫，前額已經光禿，兩鬢尚有黑髮，面色黝黑，小眼睛炯炯有神，一副教授學者的派頭。人到齊後，陳就拿出幾塊錢來，從飯店叫來幾盤菜，邊吃邊談。當宋逢春問大革命失敗情況時，陳獨秀搖搖頭說：「很慚愧！很慚愧！」接着說：「唉，老毛子懂甚麼？懂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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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劉仁靜介紹說，莫斯科回來的青年托派，大多數生活問題沒有解決，睡水泥地（上海話「水門汀」），穿單衣，像野狗一樣到處蹲飯吃，撿香煙屁股抽，但還是堅持幹革命，了不得。陳獨秀很受感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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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正題時，陳獨秀向對方提出兩個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的文件和文章，雙方共同討論問題；（二）陳獨秀派取消，全體加入托派組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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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唐和宋逢春表示可以接受陳的條件，但需經「總幹研究決定後，作出正式答復」。然而，這時的青年托派總幹事會也發生分裂：以史唐、區芳、陳亦謀、張特等人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有條件地吸收陳獨秀派加入；以梁幹喬、張師、陸一淵等人為代表的一派堅決反對陳派加入。特別是被稱為「大喬」的梁幹喬，在蘇聯時就加入蘇聯托派，受到過托洛斯基的接見，比劉見托還早，以中國托派「正統」自據，認為是中國托派的當然領袖，深怕陳獨秀等一批老幹部加入進來會危及他的地位，所以，他與總幹宣傳部長張師（1929年初接替陸一淵而代之）硬說陳獨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對派是「陰謀」，主張不要理他們。區芳等人則主張在陳派承認「我們的話派」是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分別地而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他們的組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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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們就（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在史唐、區芳主持（區芳在大會上取代張師任宣傳部長）下，討論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一、公開宣佈史太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與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獨立的小組織。」[38]宋逢春因同意陳獨秀的兩派合併的意見，被總幹說成是「投降主義」而被「開除」。[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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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條件，對於陳獨秀來說，並不苛刻，第一、第二條，他已經做到；第三條他也同意，他甚至通過列席總幹會議的劉仁靜向總幹表示，陳獨秀派可以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組織；但是三個條件中表現的「我們的話派」那種頑固的、狹隘的「正統」排外傾向，使人感到壓抑。此其一；其二，三條件是「我們的話派」內區芳派與梁幹喬派鬥爭的產物，但梁派勢力仍然很大，說明「我們的活」派中存在着不利於陳獨秀派的變數；其三，彭述之等人堅決不接受三條件；其四，以中國革命老資格和「老托代表」自居的劉仁靜，也看不起「孩子們胡搞」的「我們的話派」這個小組織，提出另行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的決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加入領導」，並對總幹說：「我們的統一運動，只可以說是全為陳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40]但是，陳、劉二人的提議均遭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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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陳獨秀派果斷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決定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推選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成三個組，進行活動。[41]會議還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排斥同志的「門羅主義」；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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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1902～1987），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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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便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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