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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劉仁靜出示托洛斯基寫的三個文件，即上述已經在流傳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和新寫的《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但這次三個文件都是俄文列印稿，比原流傳的完整、準確。當場決定，由劉仁靜和鄭超麟分工翻譯，儘快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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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組織問題，陳獨秀委託劉仁靜向「總幹」表示，他（陳獨秀）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的錯誤，接受托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34]劉仁靜表示支持，並建議兩派代表直接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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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陳獨秀派的代表陳獨秀和尹寬與劉仁靜領來的青年托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來到法租界一幢兩層樓的房子的樓上，開始談判。這房子是尹寬的家。劉仁靜則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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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宋逢春後來回憶：那天，陳獨秀穿一件墨綠色嗶嘰長衫，前額已經光禿，兩鬢尚有黑髮，面色黝黑，小眼睛炯炯有神，一副教授學者的派頭。人到齊後，陳就拿出幾塊錢來，從飯店叫來幾盤菜，邊吃邊談。當宋逢春問大革命失敗情況時，陳獨秀搖搖頭說：「很慚愧！很慚愧！」接着說：「唉，老毛子懂甚麼？懂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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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劉仁靜介紹說，莫斯科回來的青年托派，大多數生活問題沒有解決，睡水泥地（上海話「水門汀」），穿單衣，像野狗一樣到處蹲飯吃，撿香煙屁股抽，但還是堅持幹革命，了不得。陳獨秀很受感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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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正題時，陳獨秀向對方提出兩個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的文件和文章，雙方共同討論問題；（二）陳獨秀派取消，全體加入托派組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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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唐和宋逢春表示可以接受陳的條件，但需經「總幹研究決定後，作出正式答復」。然而，這時的青年托派總幹事會也發生分裂：以史唐、區芳、陳亦謀、張特等人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有條件地吸收陳獨秀派加入；以梁幹喬、張師、陸一淵等人為代表的一派堅決反對陳派加入。特別是被稱為「大喬」的梁幹喬，在蘇聯時就加入蘇聯托派，受到過托洛斯基的接見，比劉見托還早，以中國托派「正統」自據，認為是中國托派的當然領袖，深怕陳獨秀等一批老幹部加入進來會危及他的地位，所以，他與總幹宣傳部長張師（1929年初接替陸一淵而代之）硬說陳獨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對派是「陰謀」，主張不要理他們。區芳等人則主張在陳派承認「我們的話派」是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分別地而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他們的組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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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們就（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在史唐、區芳主持（區芳在大會上取代張師任宣傳部長）下，討論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一、公開宣佈史太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與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獨立的小組織。」[38]宋逢春因同意陳獨秀的兩派合併的意見，被總幹說成是「投降主義」而被「開除」。[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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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條件，對於陳獨秀來說，並不苛刻，第一、第二條，他已經做到；第三條他也同意，他甚至通過列席總幹會議的劉仁靜向總幹表示，陳獨秀派可以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組織；但是三個條件中表現的「我們的話派」那種頑固的、狹隘的「正統」排外傾向，使人感到壓抑。此其一；其二，三條件是「我們的話派」內區芳派與梁幹喬派鬥爭的產物，但梁派勢力仍然很大，說明「我們的活」派中存在着不利於陳獨秀派的變數；其三，彭述之等人堅決不接受三條件；其四，以中國革命老資格和「老托代表」自居的劉仁靜，也看不起「孩子們胡搞」的「我們的話派」這個小組織，提出另行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的決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加入領導」，並對總幹說：「我們的統一運動，只可以說是全為陳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40]但是，陳、劉二人的提議均遭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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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陳獨秀派果斷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決定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推選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成三個組，進行活動。[41]會議還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排斥同志的「門羅主義」；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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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1902～1987），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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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便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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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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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忍無可忍，開除及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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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派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線、策略口號和組織觀念上如此全面而尖銳的對抗，終於走向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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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通過了《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第二天，陳獨秀即與已經被開除的彭述之二人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中央的路線和策略再次進行猛烈的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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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發生南京中央政府與廣西桂系之間的戰爭、並且醞釀着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張發奎、俞作柏等南北聯合反蔣的形勢。中共中央採取了利用矛盾，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策略，派鄧小平等人打入俞作柏部隊那樣，分化瓦解軍閥部隊，爭取一些中間勢力為我所用，取得了一些成績，南方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有所發展。但同時也高估了當時的「有利形勢」，部署了一些脫離實際的左傾口號和行動。信中說：「這樣的口號，在實際行動上等於一根鴻毛拋在空中，落在地下，一聲也不響」；天天示威「也不能激動一個群眾爭取一個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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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最後，陳獨秀、彭述之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中共中央示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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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儘量的發表正言讜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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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如此蓄意開除陳獨秀時，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也在緊急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在方式和時間問題上，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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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來一信，意見完全相同：「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派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斯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托洛斯基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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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專門作出了一個「決議」，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談陳獨秀與中東路問題，重複了9月7日米夫和庫丘莫夫對待陳獨秀的觀點，認為陳獨秀同志「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特別是在中東路問題上，「反對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和就此問題由黨組織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決議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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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和他的擁護者的錯誤不是暫時性的，相反，它們還在沿着反共、反黨方向發展」；「因此，陳和他的擁護者只有在承認和糾正他們的傾向、承認黨和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正確性並接受和執行黨和共產國際一切決議的情況下，才能繼續留在黨和共產國際隊伍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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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最後一句，表明共產國際在這個開除陳獨秀問題上持謹慎態度。他們似乎在效法對於開除托洛斯基前的辦法，給對方較多的回轉的餘地，希望把陳獨秀留在黨內，甚至明確說這並非「已經沒有希望」。[45]因此他們對陳獨秀問題的性質，只上到「反共、反黨」的高度，沒有上到「反革命」。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急於要推行極左路線因而要開除陳的中共中央，終於再也不能容忍，既不能容忍托陳派如此張狂，又不能容忍共產國際遠東局心存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