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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陳獨秀派果斷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決定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推選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成三個組，進行活動。[41]會議還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排斥同志的「門羅主義」；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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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1902～1987），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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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便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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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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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忍無可忍，開除及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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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派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線、策略口號和組織觀念上如此全面而尖銳的對抗，終於走向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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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通過了《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第二天，陳獨秀即與已經被開除的彭述之二人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中央的路線和策略再次進行猛烈的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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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發生南京中央政府與廣西桂系之間的戰爭、並且醞釀着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張發奎、俞作柏等南北聯合反蔣的形勢。中共中央採取了利用矛盾，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策略，派鄧小平等人打入俞作柏部隊那樣，分化瓦解軍閥部隊，爭取一些中間勢力為我所用，取得了一些成績，南方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有所發展。但同時也高估了當時的「有利形勢」，部署了一些脫離實際的左傾口號和行動。信中說：「這樣的口號，在實際行動上等於一根鴻毛拋在空中，落在地下，一聲也不響」；天天示威「也不能激動一個群眾爭取一個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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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最後，陳獨秀、彭述之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中共中央示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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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儘量的發表正言讜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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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如此蓄意開除陳獨秀時，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也在緊急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在方式和時間問題上，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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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來一信，意見完全相同：「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派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斯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托洛斯基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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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專門作出了一個「決議」，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談陳獨秀與中東路問題，重複了9月7日米夫和庫丘莫夫對待陳獨秀的觀點，認為陳獨秀同志「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特別是在中東路問題上，「反對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和就此問題由黨組織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決議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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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和他的擁護者的錯誤不是暫時性的，相反，它們還在沿着反共、反黨方向發展」；「因此，陳和他的擁護者只有在承認和糾正他們的傾向、承認黨和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正確性並接受和執行黨和共產國際一切決議的情況下，才能繼續留在黨和共產國際隊伍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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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最後一句，表明共產國際在這個開除陳獨秀問題上持謹慎態度。他們似乎在效法對於開除托洛斯基前的辦法，給對方較多的回轉的餘地，希望把陳獨秀留在黨內，甚至明確說這並非「已經沒有希望」。[45]因此他們對陳獨秀問題的性質，只上到「反共、反黨」的高度，沒有上到「反革命」。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急於要推行極左路線因而要開除陳的中共中央，終於再也不能容忍，既不能容忍托陳派如此張狂，又不能容忍共產國際遠東局心存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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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特地作出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46]指出陳獨秀屢次拒絕共產國際及中央決定，拒絕中央指派他的工作。決議認為，在其最後兩封致中央的信中，「公開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產國際及聯共所開除的托洛斯基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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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開除陳獨秀的這個決議並不是最後的。因為陳獨秀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國際的人物，是共產國際「四大」時當選的執行委員。雖然這時共產國際對他已經十分厭惡，但是開除出去的手續還是要走走過場。據鄭超麟回憶說：在中央作出開除陳獨秀前，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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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中央派了汽車來接陳獨秀去一個地方同國際代表（應該是當時國際駐中共代表團團長雷利斯基——引者）談話。國際代表坐在寫字枱背後，有人引陳獨秀到寫字枱面前，國際代表坐着，毫無禮貌，說了幾句話，態度很不好。翻譯站在他的旁邊，把他的話翻譯給陳獨秀聽，態度同樣不好。不像同黨內的同志談話，卻像法官審問犯人。陳獨秀於是掉過頭來，向房門走去。見面就此結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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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代表的態度一點也不奇怪。史太林控制下，共產國際對待各國兄弟黨一貫以「老子黨」自居，根本不尊重兄弟黨，更不要說已經「很不聽話」的陳獨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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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國際代表談話後再作出開除的決定，這是「很高」的待遇了。然後，還要申報莫斯科審批。陳獨秀終於成為托派，顯然在莫斯科引起很大震動。早在中共「六大」時，史太林在接見中共領導人，曾擔心陳獨秀多次拒絕到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和拒絕邀請參加「六大」的對立情緒，會不會導致另行辦報和另行組黨，進行反對派的活動；並認為這關鍵是看陳「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張國燾當場說：「陳獨秀辦不起一張有力量的報。」但他的理由主要不是錢，而是陳獨秀的身份。因為「他做了這麼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領袖，其他的社會關係早已斷絕了，現在似乎沒有人敢於支持他辦報。在我們看來，他也許不再追隨共產國際，但一般人看來，他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著名共產黨員，因此，他之不能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是很顯然的。」[48]史太林聽了「頗為滿意」，以為陳獨秀並不能在中國作反對共產國際的有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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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27年底莫斯科多次召陳獨秀去蘇而遭拒、盛傳莫斯科將開除陳獨秀時，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稱關於開除陳獨秀的報告「是惡毒的謠言」。[49]第二年7月，陳獨秀拒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時，米夫再次邀請陳，並「保證他能夠從事理論工作和返回中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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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莫斯科原來是想採用「瞿秋白方式」——軟禁、訓練、認錯、返回中國，或是「開除前的托洛斯基方式」——認錯、不在群眾中造成影響、留在黨內。現在，陳獨秀既不怕沒有錢，更不怕「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的打擊，堅決要成立一個「反對派」。對此，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一時十分恐慌，從解密的莫斯科秘檔案看到，他們在為甚麼要開除陳和如何開除陳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衝突曾十分激烈。主要表現在，共產國際遠東局想仿照聯共中央對托洛斯基處理方法，給予儘量多的機會和時間，要求陳獨秀承認錯誤，希望他繼續保留在黨內。最後同意開除，主要是因為陳在中東路事件上否定「保衛蘇聯」的立場，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則更看重於陳轉向托派對本黨的影響，即反對中共「六大」路線並成立小組織分裂黨。因此一開始就認為他不可救藥，急於開除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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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11月，從醞釀到執行開除陳獨秀黨籍時，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似乎沒有分歧。所以，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以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向莫斯科表示：「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並請求給以批准。」[51]但是，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全會決議時，雙方的分歧就暴露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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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