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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處理陳獨秀的過程中，遠東局曾努力把陳獨秀的「取消派」（承認革命低潮形勢而主張退守策略）與轉向「托派」加以區別，因為前者更不利於他們向中共推行左傾路線。直到上述1930年1月30日給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信中，遠東局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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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考慮到他的取消主義立場已經破產，竭力爭取充當托派的領袖，因此正尋求與托派的組織聯繫；但中國同志從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他們近來在與我們交談時和在黨的文件中想採取這樣的方針：「陳獨秀向托派投降了」，根據這樣的想法，同志們反對我們關於明確劃清陳獨秀集團中托派和取消派界限的意見。這些先生們活動的結果當然只能是一個，即結成反黨反共產國際的聯盟。但在鬥爭中，尤其是在思想鬥爭中，抹殺兩者之間的區別「包含着」危險，中央和全黨可能會看不到目前最危險的取消派傾向，這是首先應該與之進行鬥爭的傾向。[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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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們所說的「取消派」與托派加以區別，如果在1929年春天以前還有點道理的話，那麼，在這之後，完全不對頭。因為，這次陳獨秀起來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以至最後被開除出黨，恰恰是在他與托派結合以後的事。這就再次證明，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是多麼脫離中國實際，在1928年之前與陳獨秀共同工作過七、八年的他們，對陳是多麼的不瞭解。直到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發表後五天，又發表陳獨秀等八十一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等於是公開公佈他們的托陳派小組織，嚴正要求「召回托洛斯基同志等反對派，釋放在獄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亞、土耳其士坦等處的聯共及其他各國反對派同志，恢復其黨籍，並恢復托洛斯基同志的領導工作」，又得到陳獨秀拒絕到莫斯科參加討論他被開除黨籍的會議的答覆之後，遠東局才對莫斯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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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寫了告全體黨員的公開信，矛頭指向中央（故意抹殺或減輕陳獨秀主要批判莫斯科的份量——引者）；陳獨秀在他最近發表贊同托洛斯基意見的聲明後，竭力要在組織上建立與托派分子的聯盟」；「你們可以從附上的陳獨秀的聲明（即陳對共產國際主席團邀請的答覆——引者）中看出，他不想去莫斯科。我們認為共產國際應儘快發表批判他的正式聲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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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共產國際最高領導機關中，顯然有同情陳獨秀的人。1930年3月23日，國際政治書記處會議討論以米夫為首的國際東方書記處請求批准關於將陳獨秀開除出共產國際的決定並在報刊上公佈時，會議卻作出了否定的決定：「在不削弱對陳獨秀的思想鬥爭的同時，必須遵守給陳獨秀的考驗期限。」[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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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目前解密的莫斯科秘檔表明，由於中共中央接着發生以李立三為代表的第二次左傾錯誤路線，並成為又一個莫斯科的替罪羊，陳獨秀開除黨籍的問題再也沒有提到共產國際的議事日程上。就這樣，1929年11月15日的開除決議，成了陳獨秀被開除的既成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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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引起一南一北兩個曾與陳有特殊關係的人物絕然相反的反應：一個是建黨時期的夥伴楊明齋，一個是得到陳獨秀特殊提攜、中共「三大」後一度與陳共同主持中央工作，並與陳一起署簽中央文件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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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齋當時在冀東豐潤縣車軸山縣立中學教國文課為掩護，繼續進行革命工作。他在得知陳獨秀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後，執意要去上海，說要調解黨中央與陳獨秀的矛盾。後來，經王德周（大革命時期曾是順直省委負責人之一，時為中學教務處主任）再三勸告——「黨中央與陳獨秀之間的問題不是偶然的誤會造成的，也不是僅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問題，而是重大政治路線的鬥爭，是不能靠調解解決的」——他才沒有立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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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這年冬天，他又決定偷越國境到蘇聯，去做共產國際的工作。這次他不聽勸阻，終於在1930年1月，「未經黨的許可，在走私者的幫助下，非法越過中蘇邊界」。但他一直未能接觸到共產國際。他先是在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掃盲站當中文教員，後又轉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紅星報》和無線電台工作。1931年被當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在那裏當勤雜工。1934年8月，流放期滿後設法到了莫斯科並進入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後任投遞員、校對員。這時陳獨秀不僅被開除、當了中國托派領袖，而且因反蔣抗日坐在國民黨的獄中，當然已經不存在到共產國際為其辯護的問題。他於是希望在蘇聯安度晚年，可是，在1936–1938年的蘇聯大恐怖運動中，楊明齋終於難逃厄運，1938年2月，他「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並於同年5月被害。[67]陳獨秀始終拒絕去莫斯科，想不到耿直到迂腐的楊明齋，卻為他抱不平，自投羅網，屈死在異國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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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南方瑞金根據地的毛澤東在得到陳獨秀被開除出黨的消息後，則寫信給中央表示完全擁護。信中說：「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駁議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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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人相比，可以明顯地看出，楊明齋注重於對陳獨秀的品性的瞭解和私人的友誼，而且俠肝義膽，能為朋友和正義犧牲自己的一切；毛澤東則已經完全功利化、政治化和組織化，一切從組織觀念和個人的利益出發，恩情私誼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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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時還有人出來對陳獨秀、中共中央甚至共產國際做工作，希望不要走到這種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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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同鄉老友朱蘊山是一個老好人，曾勸過陳不要走此極端。二人關係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建立共產黨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朱蘊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動，一直受陳獨秀的指導。這次，陳獨秀特托高語罕送三本托洛斯基言論集給朱，望朱加入托派。朱說不參加，讓高把書還給了陳，並囑陳不要搞托派這個名堂。朱指出，陳是中國共產黨的「開山書記」，宜慎重。蘇聯和國際的事，我們弄不清楚，冒然捲入是非漩渦，很難拔出。陳當然認為自己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不聽所勸。從此，二人就不談政治，只有私交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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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時被捕後關在國民黨監獄、自知必死無疑的四位共產黨高級幹部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8月24日就從獄中寫出信來，對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有所建議：「望黨內對於反對派的鬥爭要多從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黨」，反對採取簡單的懲辦手段。[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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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陳獨秀1929年11月15日被開除黨籍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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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中東路這個涉及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感情問題上，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保衛蘇聯」的方針。在這方面，陳獨秀是正確的，並得到史太林後前蘇聯學者高度評價和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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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反對黨的六大路線，主張接受托洛斯基主義的路線。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有正確的一面：如承認大革命失敗，革命進入低潮，應取防禦方針，以保存黨和革命的有生力量。缺點是不懂得利用中國土地廣大和統治階級的矛盾等條件，在農村存在着「武裝割據，建立紅軍，堅持革命根據地」的可能性。但其擔心黨長期在農村生存發展，會被「農民意識化」，長遠看，是一個偉大的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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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反對當時李立三中央正在發展的左傾錯誤。這一點也完全正確，而且很快為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的形成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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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反對以執行「紀律」為名，推行命令主義，扼殺黨內不同政見者；主張實行黨內民主，允許不同意見存在。這一點也完全正確，而且為全部的中共黨史所證明。由於不接受陳獨秀的這條意見，中共走了那麼多本可避免的彎路，付出了多麼巨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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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總的來說，開除陳獨秀這個事件，誰是誰非？今天來看是很清楚的。而造成這個事實，是共產黨實行沒有民主的黨制的產物。因此，至今不能翻案。正因為如此，與其說是共產黨開除了陳獨秀，不如說是陳獨秀離開了極左的共產黨，而且再沒有想回到黨內來。現在的一些學者，在研究陳獨秀為其正名時，竟然提出為陳獨秀翻案，恢復其黨籍的主張，實在是對陳的不瞭解——非陳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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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組織上被開除「不在乎」，原則上的是非，他決不含糊。陳獨秀見在黨的機關報上公佈的開除自己黨籍的政治局決議後，怒不可遏，立即在12月10日散發了自己油印的長文《告全黨同志書》，對開除他的那些理由進行批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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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一開始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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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從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到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我固然不應該效「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誇口吻，把過去失敗的錯誤而將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我都誠懇的接受。「我絕對不願為要擁護我個人的錯誤（自從『八七』會議到現在，我不但對於政治的批評不加掩護，即對於一切超過事實的指摘，也以為是個人的細故，默不答辯），而使過去無產階級付了重價的苦經驗埋沒下去，得不到一點教訓。」「我深切的認識，任何個人任何黨派，想免除機會主義的錯誤，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長期追隨列寧學習的如史大林與布哈林，現在也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像我輩這樣淺薄的馬克思主義者，更何可自滿，一旦自滿，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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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沉痛地表示：「我寧願受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數人開除我的黨籍，而不願眼見黨的危機而不力圖拯救，將來要受黨員群眾的責備。我寧願心安理得的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受惡勢力幾重壓迫，不願和一切腐化而又橫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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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八千多字、擺事實、講道理、情智並茂的文書，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極其罕見的特殊文獻。中共中央一直不敢發表。以至中國大陸1993年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在收錄此文時，不得不採用1930年4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即「中統」前身）的查獲件——上報蔣介石的傳抄本。實際上，這篇文書在當時曾油印成傳單廣泛散發過。筆者手中就有這樣一份原始的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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