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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2，卷宗162。俄文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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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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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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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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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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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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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47號記錄〉（1930年3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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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宋敏之對楊明齋歷史情況的一點補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又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吉塔連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致余世誠教授的信〉（1989年2月8日），《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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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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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朱蘊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朱世同整理，未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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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恩來：〈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1929年9月14日），《紅旗》，193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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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傳單，油印件，中央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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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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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四 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193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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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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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托陳派小組織——「無產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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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不想公開發表譴責陳獨秀和批准開除其黨籍的聲明，中共中央卻採取堅決態度，繼1929年11月15日開除陳、彭等五人之後，又陸續開除一大批跟隨陳獨秀的黨員。以聯共為榜樣，拉開肅托運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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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等人見狀，也不再抱有幻想。1929年12月10日以陳個人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而且決定把組織進一步健全，與中共決裂。在陳獨秀主持下，開了一次「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會議，正式選舉了領導機關——「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強盜，被捕槍斃，由羅世藩替代），秘書長吳季嚴（陳的外甥，留蘇生）；討論了政綱——《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政綱是請劉仁靜在托洛斯基所寫的中國托派政綱基礎上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落款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後在黨內徵求簽名者，次年3月公佈（散發）時簽名者81人。據簽名者之一鄭超麟說，其中約三分之一用的是假名，以張聲勢，實際只有五、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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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假名，一是根本沒有其人，如第一名王阿榮。陳獨秀的意思是，中國習慣，注意第一名，責任大，弄個假名字，而自己則簽在第47位。可見陳獨秀有時也很講究策略，耍點小聰明，使人想起《汪陳宣言》的簽名；二是有待發展的對象，簽上名字時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即使被簽上名，後來還是不參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隨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工作，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後留學德國、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大學教經濟學。他同情陳，贊成托洛斯基觀點，但要做學者，正在埋頭寫《馬克思傳》，不想參加黨派活動，見簽名後很有怨言，說妨礙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後來李季沒有參加甚麼托派活動，只是在與共產黨展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竭力以托派觀點說明中國的歷史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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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著《馬克思傳》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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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五、六十名真正的托陳派畢竟多是過去黨內中、上層領導幹部。所以，意見書一散發，在昔日同志中造成很大震動。中共中央將此定為「托陳取消派綱領」（中央檔案館所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即以此為副標題），立即在機關報上進行批判，把簽名而未開除的黨員分批開除，從1930年3月起又掀起一個開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高潮。開除的方式很奇特。因在白色恐怖下，組織與黨員不便聯繫，而要處理的黨員又如此眾多，於是就在中央機關報上點名集體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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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陳派小組織為甚麼沿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這是表示不承認被開除，把自己定義為黨內的一派，以遵守托洛斯基關於要求留在黨內以奪取領導權、改造共產黨、進而改造共產國際的設想。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廂情願的空想——有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控制的共產黨，決不可能被所謂的「黨內民主」折磨得始終處在四分五裂、軟弱無力狀態的托派所代替。後來的蘇聯共產黨被自身的專制與腐敗擊垮時，代替它的不是托派，而是真正的民主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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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及其戰友們自以為被正確的理論和信念力量所驅使，滿懷信心地開始做「取代」中共的瓦解工作。與留學生托派小組織不一樣，他們是已經很有經驗的成熟的革命者，工作起來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如同建黨初期那樣，首先從宣傳和組織兩方面展開。在宣傳方面，首先把流散傳閱的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收集起來，翻譯出版了兩冊《中國革命問題》。如前所述，托洛斯基從1923年起在各種場合，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不斷的、嚴厲的、尖銳的批評。這兩本書，把這些批評文章按時間順序編排出版，可以說是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問題文集的最早版本。自然，按當時的譯者的經濟力量和需要，印數很少，筆者先後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和日本訪問時，見到過這套書。從版權頁上看到，這套書出版於1929年11月7日，定名為《無產者叢書》。這個日子，這個名稱，顯然是紀念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因為，列寧在1905年5至11月日內瓦地下工作時主編的刊物的名稱就是《無產者》（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鄭超麟和王文元後來回憶說，那時都很崇拜列寧和托洛斯基，所以許多作為都模仿列、托的歷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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