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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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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記錄〉（1929年12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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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30號記錄〉（1930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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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二，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108；並參見〈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飛行表決結果作的第24號記錄〉（1930年1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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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2，卷宗162。俄文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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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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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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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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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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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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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47號記錄〉（1930年3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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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宋敏之對楊明齋歷史情況的一點補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又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吉塔連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致余世誠教授的信〉（1989年2月8日），《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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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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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朱蘊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朱世同整理，未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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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恩來：〈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1929年9月14日），《紅旗》，193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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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傳單，油印件，中央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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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四 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193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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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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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托陳派小組織——「無產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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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不想公開發表譴責陳獨秀和批准開除其黨籍的聲明，中共中央卻採取堅決態度，繼1929年11月15日開除陳、彭等五人之後，又陸續開除一大批跟隨陳獨秀的黨員。以聯共為榜樣，拉開肅托運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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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等人見狀，也不再抱有幻想。1929年12月10日以陳個人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而且決定把組織進一步健全，與中共決裂。在陳獨秀主持下，開了一次「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會議，正式選舉了領導機關——「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強盜，被捕槍斃，由羅世藩替代），秘書長吳季嚴（陳的外甥，留蘇生）；討論了政綱——《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政綱是請劉仁靜在托洛斯基所寫的中國托派政綱基礎上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落款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後在黨內徵求簽名者，次年3月公佈（散發）時簽名者81人。據簽名者之一鄭超麟說，其中約三分之一用的是假名，以張聲勢，實際只有五、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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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假名，一是根本沒有其人，如第一名王阿榮。陳獨秀的意思是，中國習慣，注意第一名，責任大，弄個假名字，而自己則簽在第47位。可見陳獨秀有時也很講究策略，耍點小聰明，使人想起《汪陳宣言》的簽名；二是有待發展的對象，簽上名字時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即使被簽上名，後來還是不參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隨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工作，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後留學德國、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大學教經濟學。他同情陳，贊成托洛斯基觀點，但要做學者，正在埋頭寫《馬克思傳》，不想參加黨派活動，見簽名後很有怨言，說妨礙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後來李季沒有參加甚麼托派活動，只是在與共產黨展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竭力以托派觀點說明中國的歷史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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