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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獨立成立自己的組織，談判聯合時，又不願意解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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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劉仁靜宣佈，陳獨秀派是「假藉反對派的招牌」，「實際是舊貨貼了新商標」，變成了「右派反對派」，而不是「左派反對派」。他甚至這樣嚴厲地攻擊陳獨秀：「我們最初對於陳獨秀曾不乏幻想」，「短期合作」後，發現他「離開革命立場，精神衰敗」，「墮落成為一個失意的政客」、「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集合於他周圍的……都是些欺詐失意的政客」，「我們應當丟掉他」。[14]所以，當他幫助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發表時，劉仁靜斷然拒絕在上面簽名，並聲明這個意見書比他原來起草的稿子「擴大了許多」，「沒有一點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陳獨秀鞏固他過去的錯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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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的《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小冊子被中共發現後，認為是在組織新的「反黨聯盟」，[16]12月29日公開致函劉：「限你於閱報（紅旗）後三日內正式用書面答覆中央」，着令劉在中共中央與托派路線之間作出抉擇。[17]劉未予理睬，隨即自動脫黨。當時不少托派分子都是這樣自動脫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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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劉仁靜與王文元、黎白曼、宋逢春等九人另行成立一個托派小組織，發表長達約一萬七千字的《告同志書》（小冊子），起名《中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在該月30日出版機關報《十月》，於是他們被人稱為「十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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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同志書》兩面開弓，一面嚴厲批判陳獨秀，在重複以上劉仁靜幾篇文章中的觀點批判陳獨秀的同時，又增加兩條：1、批判陳獨秀與彭述之1929年10月26日致中共中央信中某些說法「與布哈林對殖民地經濟發展的估量是完全相似」；2、批判陳獨秀勉強接受國民會議口號，實際持有的觀點是「真正的國民會議之召集為不可能」和「對於國民會議本身不能有一點幻想」；而不是通過為國民會議鬥爭揭露資產階級，團聚革命群眾，過渡到蘇維埃，奪取全國政權。因此宣佈：「陳獨秀派是戴着左派反對派的假面具在那裏逐漸形成他們的右派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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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系統地批判「我們的話派」，指其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違背托洛斯基的「中國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與史太林派觀點一樣。於是宣佈「總幹」「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已經死亡」；「我們和這些分子無絲毫的政治的和組織的關係，這些分子沒有原則，反復無常，佔着領導地位只有污辱反對派的旗幟，損壞反對派的信仰。中國的反對派組織不僅是在與史大林主義奮鬥中團結形成，而且須從自己的隊伍中逐出這些史太林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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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同志書》上簽名的人隨後又被中共開除出黨。有人用的是假名，如「黎白曼」即黎彩蓮，還有王文元的妻子葉英。1930年5月7日的《紅旗》上登出了中共中央組織部致黎彩蓮、葉英的信：「你們許久失去了與黨的關係，不自動的積極的找黨，這是一種有意離開黨的表現，中央不知你們住在何處，無法與你們發生關係，希望你們速設法將自己的地址交來，否則這是有意離黨，黨在組織上應給以最後的處分。」這表明，中共當時清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運動是相當堅決和徹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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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戲劇性的是，「我們的話派」的「總幹」，也作出了一系列開除決定。「十月社」成立後，他們譴責「反革命機會主義反對派劉仁靜等人向我們——反對派嚴重進攻」，並將劉仁靜、王文元等人開除。[18]同時，內部在對待陳獨秀派問題上，也發生分裂。由於史唐、區芳、張特主張在「三個條件」下可以吸收陳獨秀派，梁幹喬攻擊史唐等「受了陳獨秀金錢收買」，煽動「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寫信要脅：「誓死不同陳獨秀派妥協，否則香港區全體同志脫離反對派」[19]（當時香港托派組織屬於廣東省幹事會領導——引者）。梁還席捲該派與國內外通信地址，截留外國寄來的文件，斷絕該派的經濟來源。為此，「總幹」作出了開除梁幹喬和張師的決議。[20]後來因為區芳在工人運動中被捕，並不久死於上海漕河涇獄中，梁幹喬又回來成為「我們的話派」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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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與「十月社」的合作也不長久。因為他在批判陳獨秀時，堅持認為1923年國共合作時他和張國燾主張的「加入國民黨而對國民黨怠工是布爾什維克路線」的觀點，於1930年7月19日被「十月社」開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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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陳獨秀派不接受「我們的話派」的三個條件並自行成立「無產者社」小組織，出版機關報《無產者》後，「總幹」加強了對陳獨秀的批判。1930年7月，發表了《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系統嚴厲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六大錯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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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勇敢的承認自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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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國政策的錯誤」（中東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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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實際上是「工農民主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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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群眾運動消極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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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估計目前時局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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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農民問題可恥的態度」（「紅軍就是土匪」，沒有勝利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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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的六大錯誤來看，他們與中共所謂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方法上，實在沒有甚麼大的區別。托派內部之間的鬥爭，其意並不在革命路線的區別，而在於乘大革命失敗的危機，企圖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正如托洛斯基想取代史太林、托派國際取代第三國際一樣，不過是權位之爭。這也從根本上註定了他們不可能有發展和勝利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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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以上各小組織之間「混戰」的情況，另外一些莫斯科回國後還在游離狀態的托派學生又在共產黨和已有的托派組織之外，成立了第四個托派小組織，這就是趙濟、劉胤等七人組織的「戰鬥社」，機關報《戰鬥》。陳獨秀派曾爭取他們聯合，為此，幾次秘密會見趙濟。趙濟回憶見面時的印象時，十分感歎革命歲月的磨練對陳造成的深刻變化。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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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面是在上海提籃橋尹寬住處，按照約定的傍晚時分，我到後不久，陳獨秀也來了，坐定後，他從懷裏掏出一個麵包。我問：「老先生，你還沒有用過晚飯？」他說，他長期害胃病，近來尤甚，每天只能以麵包充饑。我看他雖然害胃病，但精神與我想像的不同，我覺得他熱情而又和藹，這和我以前見他時大不相同。在大革命期間，我前後見過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我列席會議，我見過他。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下旬，我到廣州對楊希閔軍隊進行策反工作時見過他。他對我和趙適然、吳少默、陶光潮四人親自作了指示。第三次是同年六月中旬，廣東楊（希閔）劉（震寰）叛亂事件解決後，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派我回上海，向黨中央口頭報告事變解決經過及區委工作情況。他聽後勃然大怒，大罵陳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所以他過去給我的印象是家長作風，專橫獨斷，盛氣凌人。這次見面，那些現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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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濟接着說：在談話中，他流露出對第三國際的不滿。他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第三國際不能沒有責任。他之不滿是說中國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都推在他的頭上，他是不服氣的。但他也說這不是服氣不服氣的問題，而是如何從失敗中取得教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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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見面後，趙濟和劉胤二人曾搬到尹寬的院子內同住了一個月左右。在這一段時間，陳獨秀來過三、四次。彭述之、鄭超麟、羅漢等人也來過，顯然要爭取他們加入托陳派。但是，趙濟發現：陳獨秀等人除了不定期出一油印刊物外，「沒有更多的活動。因為他們每個人為使自己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精力忙於個人的生活。從尹寬身上可以看出他忙於寫作，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因此，「我和劉胤當時不想和『無產者社』的人過分接近，也不想入他們的『夥』」。再考慮到其他兩派的狀況，「我們也想到這些派別不會長期單獨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滅，就是勢必會趨向統一，因為這些派別所抱的同樣是托洛斯基的觀點，到時在統一商談中及統一組織中我們也可以佔一位置」。於是，就在1930年12月，聯合王平一等共七人成立了「戰鬥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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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不斷分裂的混戰狀況，充分表明了中國托派先天不足和黨派偏見的狹隘性，當然，從大的環境來看，在白色恐怖下，還能共同信仰托洛斯基主義這樣一種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後來回憶時所客觀評論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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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憶起當時派別間的「鬥爭」情形，只覺得五花八門，烏煙瘴氣；但若仔細想想，這也正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在運動初期的共通現象。個人與派別偏見，和革命思想的真誠差異交織在一起；時常會表現得非常怪誕。崇高的與卑劣的動機往往會用同一方式表達出來；而各個人品質上的賢與不肖，當事情還只限於說話或文字之時，也總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轉向反對派的動機說，已經是頗不一致了。有的，為了黨內不易得志，企圖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倡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對派看作了向後退卻的一塊墊腳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對派的更左的名義，藉以掩飾自己的消極，使自己的脫黨能心安理得……不過儘管有這許多卑鄙不純的動機，我卻還應該說，當時的最大多數反對派分子，都是由於真純的革命動機，即由於真誠相信託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比之於史大林們所定的路線，更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顧他們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願全心全力地為反對派鬥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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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主持通過的《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對此現象則從客觀條件上進行了分析：「在整個共產國際分崩離析的狀況下，左派反對派在各國都不能一開始就達到統一的組織，在中國更遇到特別困難的環境。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它的理論基礎非常薄弱。這次失敗之嚴厲的打擊，又使黨的基礎瓦解並處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太林派官僚制度先期對於反對派之極端無理的壓迫……在這種種打擊之下，中國左派反對派在開始的時候就很難從一個成熟的政治派別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現有的各小組織都是在分散的狀況中各自成立起來的。因為有各自成立的小組織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組織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奸，真正政治問題的討論都難免別生枝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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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在當時這些反對派中，陳獨秀是動機最真誠、最純潔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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