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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見面後，趙濟和劉胤二人曾搬到尹寬的院子內同住了一個月左右。在這一段時間，陳獨秀來過三、四次。彭述之、鄭超麟、羅漢等人也來過，顯然要爭取他們加入托陳派。但是，趙濟發現：陳獨秀等人除了不定期出一油印刊物外，「沒有更多的活動。因為他們每個人為使自己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精力忙於個人的生活。從尹寬身上可以看出他忙於寫作，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因此，「我和劉胤當時不想和『無產者社』的人過分接近，也不想入他們的『夥』」。再考慮到其他兩派的狀況，「我們也想到這些派別不會長期單獨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滅，就是勢必會趨向統一，因為這些派別所抱的同樣是托洛斯基的觀點，到時在統一商談中及統一組織中我們也可以佔一位置」。於是，就在1930年12月，聯合王平一等共七人成立了「戰鬥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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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不斷分裂的混戰狀況，充分表明了中國托派先天不足和黨派偏見的狹隘性，當然，從大的環境來看，在白色恐怖下，還能共同信仰托洛斯基主義這樣一種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後來回憶時所客觀評論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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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憶起當時派別間的「鬥爭」情形，只覺得五花八門，烏煙瘴氣；但若仔細想想，這也正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在運動初期的共通現象。個人與派別偏見，和革命思想的真誠差異交織在一起；時常會表現得非常怪誕。崇高的與卑劣的動機往往會用同一方式表達出來；而各個人品質上的賢與不肖，當事情還只限於說話或文字之時，也總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轉向反對派的動機說，已經是頗不一致了。有的，為了黨內不易得志，企圖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倡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對派看作了向後退卻的一塊墊腳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對派的更左的名義，藉以掩飾自己的消極，使自己的脫黨能心安理得……不過儘管有這許多卑鄙不純的動機，我卻還應該說，當時的最大多數反對派分子，都是由於真純的革命動機，即由於真誠相信託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比之於史大林們所定的路線，更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顧他們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願全心全力地為反對派鬥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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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主持通過的《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對此現象則從客觀條件上進行了分析：「在整個共產國際分崩離析的狀況下，左派反對派在各國都不能一開始就達到統一的組織，在中國更遇到特別困難的環境。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它的理論基礎非常薄弱。這次失敗之嚴厲的打擊，又使黨的基礎瓦解並處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太林派官僚制度先期對於反對派之極端無理的壓迫……在這種種打擊之下，中國左派反對派在開始的時候就很難從一個成熟的政治派別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現有的各小組織都是在分散的狀況中各自成立起來的。因為有各自成立的小組織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組織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奸，真正政治問題的討論都難免別生枝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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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在當時這些反對派中，陳獨秀是動機最真誠、最純潔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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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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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有知音，支援來自托派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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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托派小組織在互相傾軋的同時，又都向托洛斯基寫信、寄材料，標榜自己，攻擊異己。托洛斯基如同史太林一樣，始終關注着中國的革命運動，並把其視為自己理論的一塊重要「實驗田」。他對於來自中國的信件和材料，無不認真閱讀，及時回覆。只是當時郵路落後，上海至他住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信需要「共費三十五天工夫」。他回信到上海，「至少也要費這許多日子」。[26]我們從托洛斯基1940年被蘇聯克格勃特務用斧子砍死後根據其遺囑40年後（1980年1月）才啟封的托洛斯基私人檔案的密封部分裏，發現從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他給中國托派及陳獨秀寫的信有22封，其中直接談陳獨秀問題的就有17封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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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托洛斯基聽信劉仁靜片面之詞，對吸收陳獨秀加入托派組織採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劉仁靜一方面反映陳在基本立場上已經傾向托派，批評「我們的話派」拒絕陳獨秀派；但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仍有保留意見：認為下次革命總有一段時間（即使很短）要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不同意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陳主張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也與「無產階級專政」不一樣。對此，托氏在1929年11月給劉的信中，批評劉不應該與「我們的話派」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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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他們（即「我們的話派」——引者）反對陳獨秀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為了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我們與他之間，在過去的歧見（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間沒有事先的鄭重考驗，不可能統一起來。無論如何，現在就搞左派統一，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與他們決裂，那是魯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說陳獨秀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是站在R立場上的，並不與我們一致。可是這個問題卻是基本的。現在與堅持「民主專政」的人搞統一，便是不可饒恕的輕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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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R”即拉狄克，曾是聯共托派骨幹，大革命時期曾任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東方部部長、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等職，中國留學生多數是受他的影響而轉向托派的。但他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與托洛斯基有分歧。1927年被聯共開除後，表示悔過，承認「工農民主專政」等觀點，1930年恢復黨籍。因此，他被托派視為變節者。但是，後來他又被聯共開除，並在1937年的「托布（哈林）反黨聯盟案」中被鎮壓，死後恢復名譽。在這裏，托洛斯基顯然擔心陳獨秀成為拉狄克那樣的「變節者」。於是，劉仁靜受此影響，從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寫了以上多篇批判陳獨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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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伯恩哈多維奇・拉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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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話派」也在1929年11月15日致函托洛斯基，報告因為陳獨秀不接受「三個條件」，繼續自己的獨立立場，因此「我們認為陳獨秀不曾脫離機會主義，我們決定像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反對他」。[28]12月22日托洛斯基覆信，對陳趨向托派表示「很歡迎」；同時他又說：「我很知道他（陳獨秀——引者）在革命那幾年中的策略是史大林、布哈林、瑪爾丁諾夫的政策。」而對「我們的話派」說陳還沒有放棄機會主義，則表示「現在我還沒有讀過陳獨秀任何綱領式的聲明書，所以沒有可能在此問題上發表意見。」為了幫助他們分清大的是非，托在信末提出了他與史太林分歧的十五個問題，作為衡量陳獨秀和其他人「與我們是否原則上一致」[29]的標準。這十五個問題，就是以上陳獨秀被開除前後所發表的文章和文件中經常談到的與中共中央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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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25日，劉仁靜同時與陳獨秀派及「我們的話派」決裂以後，又寫信給托洛斯基報告情況。2月24日，托洛斯基回信同意與陳獨秀派決裂，但不同意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他重複了去年11月回信中因聽信劉的反映而對陳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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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獨秀派，因為這一派繼續的站在「民主專政」的主張上，換言之即對於最根本的問題站在史大林及瑪爾丁諾夫的主張上，這就決定了問題，假使陳獨秀直到現在還不瞭解這一所謂「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在中國的作用是掩蓋純粹的孟什維克的政策，……那是很壞的；同他統一組織，全然談不到，因為他的軟弱，同他作實際的協定，是沒有意義的。關於對陳獨秀派的估量，「我們的話派」比較的正確。現在這種不同的意見，已經消滅，因為你十分正確的對陳獨秀派採取了完全不可調和的態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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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為甚麼對「民主專政」口號如此深惡痛絕？因為這個口號在史太林和共產國際的辭典中，就意味着承認「資產階級有革命性」，因此，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而其結果就是中國1925–1927年大革命那樣失敗而結束。當接到劉仁靜2月21日批判陳獨秀等「八十一人」意見書的信後，托洛斯基開始疑惑起來。4月3日覆信，他要劉把這個意見書「忠實地翻譯出來，寄給我。此事很重要，我請您翻譯得盡可能完美確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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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不太相信別人的轉述，而要親自閱讀譯文，作出自己的判斷。從以上四封信來看，他在掌握到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親自撰寫的聲明和文章以前，對陳獨秀的態度是十分審慎的：既歡迎，又有警惕。這說明托是一個原則十分堅定的人。看到「無產者社」寄去的已翻譯成英文的1929年12月10日發表的《告全黨同志書》之後，他的態度就十分明朗而熱烈了，甚至要求中國托派向陳獨秀學習。而對於托派之間的分裂，則更持批評態度。實際上，這種分裂，使本來就弱小的托派力量，更容易受到摧殘。1930年8月17日，「總幹」致托洛斯基轉法國托派機關報LA VERITE編輯部的信中，承認很久與外界通訊斷絕，「原因是中國反對派受到了白色恐怖以及內部組織分裂的雙重打擊」，表示出對分裂的危害性開始有所認識，並說幾個月內要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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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22日，托洛斯基分別致函劉仁靜和「我們的話派」，熱情讚揚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陳獨秀被中共開除前後對中共中央的批判，顯然深深地打動了托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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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志們所未有的」；「當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佈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麼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輕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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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國民黨「懸賞萬金」通緝的「共黨首領」，隱蔽得很深，托對劉說：「我怕我這裏的陳獨秀的地址不能用，請你代我向他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歡喜。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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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托派組織，托洛斯基認為：「並沒有綱領上的戰略上的分歧意見，有些細節上的歧異，你們（指『我們的話派』——引者）和劉仁靜都拿來異常地誇大了。我決然看不出所有這三派（當時「戰鬥社」還沒有成立——引者）有甚麼各自分立的理由」。更有重大意義的是，托洛斯基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我們的話派」的正統自大心理，指責他們「要其他兩派都須向你們承認錯誤，然後你們允許他們加入你們的組織……這種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們的特色」；「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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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最後，托洛斯基要求三派加速統一：「共同擬訂一個簡短的統一綱領，並依照人數為比例，召集一個統一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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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時劉仁靜及青年托派比較，托洛斯基的確具有不同凡響的卓越的政治素質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他懂得怎樣使用原則，怎樣抓住問題的實質，怎樣識別人才和使用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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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9月1日，托洛斯基給「十月社」和陳獨秀的信中（對「十月社」7月17日的回信），更加明確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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